我们也要警惕，社会上也出现了向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偏斜的倾向。这具体体现在：1）盛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的话语；2）新自由主义和古典经济学的教旨皆是虚构性、纯粹服务于私人资本目的，牺牲无产阶级劳动群众整体利益的追求个人致富的资本私有者理论；3）“接轨”的观念和实行值得反思；4）所谓“服务型政府”并不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人民服务的政府，而是新自由主义服务于私人资本集团的政府，是特色新自由主义政府的含义，是对西方新自由主义话语的误用；5）社会意识形态混乱、个人社会行为混乱，百年前的“初心”有所淡漠乃至丧失，非道德问题的社会蔓延，是非不分和坚持真理成为大问题，好事得不到赞许、坏事有人辩护；颠倒黑白，“爱国”成了“爱国贼”；革命英雄的名誉需要打官司才能维护，有的学校学生公开把党旗倒挂等等。如果静下心来好好思索，就会发现，这些乱象在逻辑上无一不是源自个人主义意识形态对社会主义思想的围堵。

     【原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幕幕历史悲剧。”因此，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就成为摆在我们理论工作者特别是高校理论工作者面前的重大课题。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李宗桂先深入阐发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内涵，又从民族性的角度厘清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及其合理边界。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田辰山分析了新中国70年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关系的底层逻辑，认为新中国70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就是中国思想传统现代性转化的过程，是在社会实践中取得的历史性成功转化。北京大学网信办主任蒋广学基于信息革命的时代背景，围绕返本与开新的辩证统一关系，探讨了信息化时代大学文化的传承创新。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文化美育研究处处长王非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建设的重要论述，对于新时代大学文化发展的启示出发，探讨了如何发挥大学文化的载体作用，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湖南工商大学党委书记唐亚阳则立足岳麓书院发展历程中的文化传统，深入探讨了新时代如何发展大学文化、如何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当代大学文化建设。】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哲学的关系问题，是我将近三十年研究的主要课题。多年经验积累和学术逻辑，使我形成一个认识：学术与政治是不可能分开的。如果有人声称学术独立，则恰恰隐含着另一种政治的说辞。没有没有学术的政治，没有没有政治的学术，这是板上钉钉的事实。好学术一定会支撑起好政治；好政治一定会做出好学术；好学术一定与好政治分不开；不好的政治一定同不好的学术分不开。关键要争论的是：什么是好政治？什么是好学术？好政治一定是为广大人民而不是为个人和少数人服务的政治；好学术一定是为人类整体福祉而不是为个人和少数人服务的学术。此外，没有超越性的客观性。

我想着重提出的是，要理解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既区别又融通结合关系的底层逻辑，十分有必要从比照中西文化语义环境着眼。中西方思想文化传统之间存在结构性差异，而马克思主义是西方思想文化中与中国优秀传统对话、对接、融通最为成功的典范，其主要原因是马克思主义虽然语言上具有西方痕迹，但就宇宙观、认知观、思维观、人生观的哲学层次而言，是明显与“一多不分”（所说的“一多不分”，是指一切事物无不存在于互为联系之中，无一物是独立、单子个体，万物因相系不分而呈现出浑然一体的状态.）哲学主流的中国文化语义内在契合的。从这个中西比照大格局语境中看到的新中国70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就是中国思想传统现代性转化的过程，它是在社会实践中取得历史性成功的。

一、新中国70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实践是一脉相承的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实践主要由两个方面构成，即毛泽东时代的实践同邓小平同志开启的改革开放实践。在微观上，二者似乎差别很大，甚至曾在党内出现不同政治观点的分歧和两条路线严峻的斗争；但是从长远历史宏观视野来看，两者是一脉相承互为延续的。可以说是一个问题两个方面此消彼长的状况：一方面突出人民至上；一方面突出物质财富发展；两个方面是不可分割分立的。在不同时代，同一个问题由一方面向另一方面转化，体现的正是矛盾的特殊性发展。将两个方面视为二元对立，甚至从一方面对另一方面进行绝对否定，都是形而上学的。而偏颇地看问题，是不利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劳动者利益为至上的本质的。

从这样一种观点看问题，有理由说坚持劳动者或者“人民至上”，是毛泽东时代鲜明的旗帜，简单地以“贫穷”一词来否定那个赢得人民当家作主政治地位、社会主义取得伟大胜利的时代，不能不说是一种谬误性偏颇。改革开放时代，从某些西方人士“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的概括说法中也可以得出结论，中国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不是搞的西方经典的和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二者的明显差别是，“华盛顿共识”下的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看不见的手”，政府必须放任私有资本集团的活动。这种“不作为”、不干预，是被假设为“天经地义”，符合“市场经济”神圣原则的。恰在这个所谓“天经地义”的原则上，中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明显标志在于：改革开放自始至终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政府的宏观调控之下进行不断实践、调整和政策更新的。另一方面，新中国70年中国共产党坚持社会主义实践的一以贯之也是符合“周期律”观念的。从比照中西文化语义环境着眼，“周期律”观念正是以“一多不分”世界观纠正由“一多二元”世界观导致的社会混乱现象的举措。“一多不分”同“一多二元”是两种不同观念，在国际社会则明显表现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某一国家只以自己利益为目的和自我优先的意志、意愿和行为。

考察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路线，前30年紧紧把握“人民至上”的初心和方向。毛泽东主席曾提醒全党要不忘初心秉持“赶考”精神，延安时期黄炎培先生同毛泽东主席进行探讨的“周期律”，还有之后重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都是出于“人民至上”这个“初心”。后40年紧紧围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因为我们认为前30年“人民至上”的方向问题已经解决，且“人民至上”还是要落实在物质丰富上面。这样一来，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转向了发展经济和致富。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一方面，在经济发展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惊人成就，这是符合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发展方向的；这具体体现在：1）改革开放不是搞“华盛顿共识”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2）改革开放取得的惊人发展成就，并不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作用，而是中国共产党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原则的英明领导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强大软实力作用的结果；3）广大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积累树立的强大传统信任也在起作用。否则像在一些类似“拆迁”这样极其复杂、超出想象的社会矛盾问题上是难以跨越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都是与前30年中国共产党人的社会主义思想和原则一脉相承的。

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警惕，社会上也出现了向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偏斜的倾向。这具体体现在：1）盛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的话语；2）新自由主义和古典经济学的教旨皆是虚构性、纯粹服务于私人资本目的，牺牲无产阶级劳动群众整体利益的追求个人致富的资本私有者理论；3）“接轨”的观念和实行值得反思；4）所谓“服务型政府”并不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人民服务的政府，而是新自由主义服务于私人资本集团的政府，是特色新自由主义政府的含义，是对西方新自由主义话语的误用；5）社会意识形态混乱、个人社会行为混乱，百年前的“初心”有所淡漠乃至丧失，非道德问题的社会蔓延，是非不分和坚持真理成为大问题，好事得不到赞许、坏事有人辩护；颠倒黑白，“爱国”成了“爱国贼”；革命英雄的名誉需要打官司才能维护，有的学校学生公开把党旗倒挂等等。如果静下心来好好思索，就会发现，这些乱象在逻辑上无一不是源自个人主义意识形态对社会主义思想的围堵。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严谨、科学、严肃的，是辛勤思想劳动的伟大成果，是工人阶级、劳动群众以血和火的革命实践证明的理论。自由主义搞得满地都是的理论，是一钱不值的理论。绝不可削弱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含金量，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庸俗化。

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两个基本点

马克思主义从私有资本运作给人类带来道德败坏、制造人与人战争的社会现实出发，所具有的批判立场的两个基本点是：1）劳动者至上。劳动者要从使他产生自然性异化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中解放出来；要联合起来建设一个由劳动者主导的社会政治和生活新制度，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2）实现解放的道路，是要联合起来应对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剥削和压迫的阶级斗争，建立起劳动者联合的社会治理组织，实现没有剥削压迫、没有饥饿和贫穷的共生共存、共同发展、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一道路的核心原理是消灭私有制。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层结构是“一多不分”哲学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层结构是“一多不分”哲学。“一”是指宇宙天地万物和人类是一个内在联系的浑然而一的整体，是一个生生不已的生命大体系和大过程，所以在哲学深处，整个人类是一个共生共运的“命运共同体”。这是人类数千年长期切身经验的智慧总结，是迄今唯一确凿、切实、有利于人类可持续生存发展的哲学文化。与此相反，西方今天广泛流传的“人是独立单子个体”说法本是一个虚假的建构概想，是无处不被最平白的现实证明为错误的意识形态，是引诱人类走向自我毁灭的有害的意识形态和文化。

四、马克思主义是从西方“一多二元”传统转为“一多不分”哲学文化的异军突起

马克思主义是从西方“一多二元”传统转为“一多不分”哲学文化的异军突起。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西方，但它是在接受中国“一多不分”哲学文化元素基础上产生的新哲学、新世界观和新方法论。它对整个西方思想文化进行了辩证地批判和继承。它直接批判的对象是印欧传统的“一多二元”形而上学哲学。这里的“一”是一个假设的真理概念，是上帝，或是唯一真理，是超绝、绝对理念，是形而上学；“多”则是“一”制造或派生出的宇宙间一切作为“单子”的“个体”。“一”与“多”之间，存在的是本质独立个体相互碰撞与冲突的二元对立关系。可以说，在欧洲现代社会，马克思主义起到的作用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挥的功能。它被介绍到中国之后，自然迅速地火起来，变成中国现代革命实践的理论指导。这正说明它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存在一种特有的天然契合的哲学文化底层逻辑。这种哲学文化的底层逻辑在于：二者都是对人类生活共同经验的概括总结；二者都认识到人类与自然世界是一个浑然而一的“命运共同体”，它的生生不已的生命过程，是由一个大体系、大过程的“一多不分”生生为贵关系承载着的。

五、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优秀哲学文化传统存在天然融通关系

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存在天然融通关系的哲学文化根本学理，是“一多不分”世界观、认知观、思维方式和社会人生观。一个不能回避的根本历史事实是，马克思主义的独特作用在于它对现代资本主义“一多二元”文化和社会理论进行了犀利和彻底的批判。这一独特的现代哲学和历史作用，是中国传统文化无法替代的。中国优秀哲学文化传统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将其中国化的必然的思想土壤和条件。中国古代优秀传统由于地缘和历史条件的限制，在现代未能做到的事情，恰恰是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到的。因此可以说，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古代文化传统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中的创新与发展。它本身蕴藏的一脉相承的民族精神元素是“一多不分”哲学文化的传统底层内涵结构。基于这一哲学文化的学理，绝不可以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文化传统实行割裂和二元对立，只有认识到二者在底层哲学文化深刻的逻辑结合，才是恰当的。

学理与实践都告诉人们，中国未来的光明前途，必然孕育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通之中，而不应人为地将它们分裂、实行二元对立的无谓的表层纷争。让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更有觉悟和理性的结合，开出更加绚丽的花朵；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与世界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其实就是中国与世界人民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这是处于新时代的中国有识之士应该肩负的一个关系人类共同前途命运的历史课题。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者，一切关心人类作为一个命运共同体，作为一个大生命体系和过程的人们，都要关注人类社会历史的周期律，关注当代出现的马克思主义革命政治的人亡政息现象。“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需要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毛泽东思想进行正本清源。重视理论，重视学理逻辑，重视哲学，重视道理，重视问题意识的名正言顺极其必要。“名正言顺”就是要重视问题的范畴、论点的内在逻辑与符合学理的叙述话语。我们需有清醒的头脑避免和辨别“偷换概念”的现象。“偷换概念”，就是指运用同一个词汇，但用它表达的是经过转义了的含义，词汇的表面意思与真实意思甚至是相反的。无论是谁，我们一旦在理论逻辑上出了纰漏，实践上必然会做出不应该有的不当行为。所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讲的就是道理逻辑欠缺导致的看不到大局，无法见微知著，失去远见，总是对事物发展过程感觉始料不及，拿捏不当，以致付出巨大代价，甚至遭受惨痛的失败。

基于此，我们可以得出：首先，在新时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极其复杂情势条件下，要站在路线高度上看准方向！今天的“高级黑”“低级红”现象，就是因为缺失了讲述中国自己故事的叙事话语，这种无论是讲社会经济还是讲思想文化问题都会被扭曲的被动局面，其原因就在于缺失了应有的哲学意识，缺失了应有的学理逻辑意识，也缺失了应有的对人和社会思想精神境界的关怀。可以说，今天是个理论不强、逻辑不强、哲学不强、辩证法不强、唯物论不强的时代。我们说今天是最好的时代，是指物质的丰富、手段的科学；今天是最糟的时代，是指缺乏应有的社会头脑，缺乏作为人应有的精神；小聪明太多，却缺乏应有的智慧思维——也是社会主义社会应有的突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文化和道德教育。

面对这种缺哲学、少理论、缺智慧、少逻辑的情势，我们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这必然要求在两个方面上下功夫，一个是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上正本清源，另一个则是在马克思主义尤其马克思主义哲学上，在唯物主义辩证法上正本清源；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上，在原理、立场、观点、方法上正本清源。其关键处，是把二者的内在关系找到，将它们连起来，在学理逻辑、哲学、理论上打通。其实它们本身是相通的，只是我们对它们缺少认识，还不能用逻辑阐释和讲述。

在正本清源这一本源问题意识上，一个关键是人类历史来到今天不可不面对的一个大问题意识和方法论，那就是要比照中国和西方哲学文化传统，在这个比照的大格局视野中，看清世界的问题是什么，看清中国的事情是什么，发现中国哲学文化传统的根源，发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的根源，回到中国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同一初心之处，实现对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大众的历史使命的再教育。

中国哲学是生命哲学、利生哲学、贵生哲学。它是由“一多不分”自然生生为贵的融通联系体系和动态过程承载和衍生的生命哲学，同时也是护生救命哲学，革命哲学是护生救命的涅槃哲学，是由此衍生而出的革命理论。因此，可以说，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是无产阶级劳动群众的革命理论，它的对立面，是害生哲学，毁害生命的哲学，毁害人类持续生存的谬误哲学。而谬误哲学的前提和结论在必然逻辑的穿连下，落脚在它是挑动人与人互相斗争和伤害的谬论和行为。什么是谬误哲学？是否定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天地万物内在联系在一起的生命共同体和作为生命体系与过程的“一多二元”谬误，是现代和后现代最具代表性的个人主义意识形态，它将人假设为互不联系的单子个体，认为自私是世界的最终目的，因此背反了宇宙作为内在相系不分、生生不已生命过程的真实面目。与这样的谬误哲学相对，自古至今西方传统的第一问题思维（动态变化的宇宙观）、马克思主义、现代和后现代的批判理论、复杂科学、生命科学、量子论，这些都是朝着没有谬误哲学文化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道”的传统走来的新哲学、新文明、新启蒙。非谬误哲学文化的新启蒙，是总结人类切身经验的结晶，是平白朴素的无须证明的人类经验事实，是源自感性的理性提升，而不是出自为进行后退追溯的虚构假设形而上学的前提。

把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论同中国优秀思想文化传统全面打通，已经势在必行。只要在“一多不分”哲学的宇宙观、认知观、思维方式、社会人生观以及语言结构上打通，就可在一切社会实践问题方面得出前所未有、恰如其分的解释，就可在改造世界的实践中获得无往不胜的理论指导。

另外，“与时俱进”“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一切随变而变”等等这些提法，都须臾不可离开马克思主义哲学，一切的变，是指在新情势条件下的变，而绝不是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变，皆需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上一以贯之地去看。因为环境条件的变而脱离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立场和方法，就是以手段改变目的，就不是“与时俱进”，不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是偏离了马克思主义严密科学性理论的方向和路线。因此，我们今天的“初心”教育，其实是补课教育。它不是人们似乎曾熟悉的“补资本主义的课”，而是要补“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课，补社会主义的理论初心课！

【来源：《文化软实力》；作者：田辰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