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外交”与中华文化价值
2017-09-18 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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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公共外交”的目的应该是什么?应该表达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善意、友好和创建和谐世界的真实愿望。这样的目的,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要坚持这样一个目的,需要具备一些具体条件。这些条件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须清楚如何将中国的所谓“公共外交”同美国与西方文化特质的“公共外交”加以区别;2)须清楚“表达善意、友好和建设和谐世界的真实愿望”是“表达”中华民族的文化价值;3)须清楚中国表达善意、友好和建设和谐世界的愿望为什么是艰难的;4)当前什么是“表达善意、友好和建设和谐世界的真实愿望”这个总目的之下的关键。

一、要与美国公共外交目的相区别


      “公共外交”源自英文“public diplomacy”。与现代许许多多源自西方的概念一样,该术语的中、英文含有结构性歧义,是用于截然不同目的的。如果对它们的歧义与目的不加以区别,就有“名不正则言不顺”之嫌;“公共外交”用在中国身上,则成为一种误用,会导致误解,给中国带来被动。
      英语“public diplomacy”与西方自由主义政治直接相关,是具有特殊文化含义的术语。在英语语感上,public(公共性)与private(私人性)是对立意义的。在美国及西方社会意识形态中,private(私人性)是具核心价值性的,因为它与“human rights”(“人权”)范畴的一己追求与行为是紧密相联的。而“public”(意谓“所有人”或“community 共同体”) 是与“个体私人”的对立,在这里用在“public diplomacy”术语上,含有特殊意义。“public”对private(私人)这一价值观的反义性以及只有private(私人)的追求与行为才被看作是真实有合法性的,使得public在语义上就带有了刻意或虚妄的“意识形态”意味。因此,“public diplomacy”是具有利用公共手段充满刻意强化政治性的意义的。

      美国的“公共外交”术语含有自由主义政治的一套意识形态核心价值:

    1)资本主义;

    2)一己自由;

    3)“人权”;

    4)“民主”;

    5)一己主义。

      在这些核心价值上,建立起二元对立的安全观;不安全,也即存在的“威胁”,是对“自由”和“人权”的。资本主义、自由主义、一己人权是美国领导世界的理由,任何对这个理由的不利因素都是国家利益和安全问题。所以,向别国公众灌输自由、民主、人权、一己主义的自由主义价值,使得最不利于它国际政治主宰的地区掀起“民主”运动(或颜色革命);培养和建立亲美国或西方的政权,是美国的外交政策,也是“公共外交”的目的。

      这样的“公共外交”至少有三个“二元对立逻辑”(dualisms):

    1)政府与个人之间二元对立(故支持所谓“持不同政见者”);

    2)“我们”与“他们”的二元对立(不同肤色、宗教、信仰、语言、文化等等;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对立、冲突,是“我们”征服、压倒、统治“他们”的关系);

    3)“美国(西方)”与“非西方(包括中国)”的二元对立:黑白分明地一个先进、一个落后;一个民主、一个极权;一个文明、一个愚昧;与非西方文明的冲突是必然的、终究的;一切不冲突都是权宜的、暂时的。

      因此,“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这个术语是具有自由主义政治文化特质意义的概念;尤其是美国的“公共外交”这一术语,是基于二元对立文化思维和包含国际霸权目的的。弄清楚“公共外交”的原来英语“public diplomacy”是这样一个概念之后,中国借用这样一个术语要“表达善意、友好和建设和谐世界的真实愿望”,须与美国“公共外交”及其目的加以区别的必要性,应当是容易理解的。


二、中国的外交目的是中华文化价值


      如借用“公共外交”这一术语,须认识到它已经不再是英语的“public diplomacy”。这时如果再将它翻译回英文去,西方人对它产生英语“public diplomacy”语义的感觉,结果是导致一种结构习惯的误用与误解;这是因为作为中国的外交目的,“表达善意、友好和建设和谐世界的真实愿望”是与西方文化具有结构性歧义的中华文化价值。
什么是中华文化的价值?其实严格说,即使“价值”的说法,也是一种牵强附会概念。因为中华文化不搞“价值”,而是热衷“无价”,热衷于“道”。“价值”是“器”不是“道”;“立德”、“立功”、立言都是“道”的话语!中国人今天其实是被迫去找“器”,找中国文化“价值”,是舍“道”求“器”,但依旧是用“器”说“道”!
      与美国价值歧义很大的中华“价值”不是“资本主义”,不是“一己自由”,不是“一己人权”,不是“金钱赎买的民主”,不是“一己主义”;要说中华“价值”,相对来说,倒是“社会主义”、“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人民的权利”、“大众的民主”、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为什么这些可归为中华文化“价值”,因为它们反映的是中华文化“道”的意义。
      什么是“道”?“道”是自然、社会、人之间的互系性;这是中国人自古以来的宇宙观。“社会主义”一语来自西方,但在中国人理解中,它讲的是人的社会性,社会性就是互系性;“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人民的权利”、“大众的民主”、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等之所以受中华文化崇尚,就是因为这些说法基于“道”的思维——人不是作为绝对独立、而是作为互相关系存在的。
      之所以说“表达善意、友好和建设和谐世界的真实愿望”是中华文化价值,正是由于中国人把人看成是社会性、互系性的,不是独立而是作为互相关系存在的,认为不分种族、不论在世界哪一个角落的人类,都是如此,都是需要表达善意、友好,需要和谐相处,所以需要就创建一个和谐的世界。全球化是人类从四面八方走来,走向“共和”的过程。“共和”不是“republic”,而是“共”与“和”,是共享一个地球,和睦相处。为了这个目的,人类必须彼此学习、相互理解、相互尊重。

      中华文化的“人”观念,是以个人为焦点以关系为域场的心场结构;人与人的关系是“仁”;人不是本性恶、不可变的质体,人本身是一个做人、成人的过程。中华文化的个体性所讲的,是不离开人与人互系的动态做人、成人、成功、优秀的个性;个性是离不开社会性的;所以中国不会导致西方自由主义那样的概想,将人看成是分散颗粒式的绝对质体独立、互不联系,而一旦发生关系,必是单线单向二元对立关系那样的“人”概念,也自然发展不出基于这种概想而导致的资本主义、一己自由、“人权”、“民主”、一己主义等核心价值以及在这种价值基础上建构的“政府与个人”、“我们”与“他们”、西方与非西方三个二元对立的外交目的意识。


三、作为中华价值的“公共外交”目的为什么难?


现在,增强中国软实力、建立中国形象、搞“公共外交”成了热门话题。但经历似乎告诉中国,在西方文化面前表达善意、友好和建设和谐世界的愿望是艰难的,这已是不具争议的问题。不过,使中国对美国和西方表达善意和友好愿望这么艰难的原因在哪里呢?一个重要原因是从比较文化角度看,可以说双方在文化上都是不知己、不知彼。而要做到知己知彼,是个中国和美国(西方)互相了解的问题。知己知彼从来不是一方面的事情,而不知彼而声称知己,只是自以为是而已。不知彼不可能做到知己。这样,比较文化的逻辑就来了,要想作到知己知彼,知道美国和西方的自由主义是怎么回事,也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非得要做点比较中西方文化不可!
所以在这里要指出的是:要作到中西方相互理解,非得是比较中西思想文化一法不可;要进行这样的比较,就非得进行相互间的结构性比较不可;要明白彼此间各自是什么结构,就非得是“一多二元”和“一多不分”这种认识不可。在总体上,美国和西方文化从理论上看可谓是一多二元模式,中国文化可用一多不分的概念表示。
什么是“一多二元”?它是一种西方文化特质的宇宙观;“一”是上帝或绝对真理;“多”是独立、分散、不相联系的个体万物,一“统治”多;二元即非白即黑的对立思维,具有绝对性、极端性;也可概括为“绝对主义”加“二元对立主义”。“一多二元”是围绕“上帝”产生的价值观,一切价值来源于上帝或绝对真理的超绝性!来源于二元对立性。
什么是“一多不分”?它是与西方比较而来的中国宇宙观;“一”是浑然而一;“多”是互系不分的万物。所以“一”不是外在,而是内在于“多”之中,是互系和延续。“一”在“万物”之中,贯穿“万物”,即所谓“道”。“一多不分”恰是没有上帝式的“超绝”思维,没有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思维;“不分”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国文化特有的阴阳或通变思维。“一多不分”是围绕“道”的人们所给予的更多关注。更多关注不是在绝对“价值”上,而是投在“关系”、“互系”、“内在联系”上,投在“适当性”上、“中庸”上,即“道”上。
      这样看,就应当明白,除去出于政治与利益目的,西方各国和美国对中国形象的塑造至少是来自文化思维的三个“二元对立”:政府与个人、“我们”与“他们”、西方和中国之间的二元对立;也即一、政府与个人如同怨偶,政府无论如何是坏的,是威胁人权的;二、同是说西方语言、信西方上帝、同是白皮肤的,才是“我们”,中国自然是“他们”,是“另类”;三、西方民主先进,中国独裁落后。显而易见地,中国人以“一多不分”与美国和西方说话,而美国和西方以“一多二元”看待中国,在这样情势中,中国表达善意友好和建设和谐世界的愿望能不困难吗?
      确切地说,困难开始于话语。“一多二元”与“一多不分”是两套话语。英语“public diplomacy”是一个话语体系,话语体系也是权力体系。纳入这个话语体系,就是认同、服从这个权力体系。中国在这个话语体系的冲击下处于的被动首先是由于经济力量弱势造成的话语手段不足,与此紧密联系的是对西方文化茫然无知,不能清醒认识到这个话语体系是特殊文化产品,自由、民主、人权等重要概念都是上帝概念派生而来的故事叙述,其逻辑离不开关于上帝的设想。是对这种文化逻辑的很大程度的不知彼而造成的一旦采用这套话语体系,必然发生文化上的失去自我、失去自觉、失去自信,在心理上将自己置于无所适从的被动地位。

长期以来,中国一直尝试采用西方自由主义思维和概念的说话方式,同时却又对自由主义思维和概念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结果按照西方自由主义说话,还是受到西方自由主义的政治训斥。这正是因为一进入英语“public diplomacy”目的的那种话语,中国的形象就是被扭曲的。中国在不知彼眼光下,用中国眼睛看西方,一切都是美好的,回头看自己,自己什么都变得不顺眼。在这种情势下,讲什么“表达善意友好和建设和谐世界的愿望”的目的,就在自由主义政治话语体系面前成了一种笑话,成为无从谈起之事。


四、饱含复杂逻辑的中国“公共外交”目的


      弄懂了中国表达“善意友好和建设和谐世界”的愿望为什么艰难,就会认识到它是个包含复杂逻辑的目的。在抽象层次,它似乎不难言说,似乎与西方“公共外交”目的并无两样,尤其是当将它视为寻求提升“文化软实力”、“展现文化魅力”、“对海外吸引力”、“激发外国公众的兴趣”、“帮助了解中国的价值观”、“树立一个文明、负责任、值得信赖的中国形象”、“配合中国政治经济方面的努力,赢得更多国际社会的理解与合作”等等。但是在实现这一切说法之前,恐怕第一个关键性逻辑是如何“变被动为主动”;它是实现中国外交总目的的更深层、更具前提性的目的。
      “变被动为主动”首先是解决对西方、对自己的误解,是先要做到知己知彼,也就是说先要增长自觉、自信。自觉什么?凭什么自信?则是首先认识自由主义政治思想文化结构和中国传统民本文化的歧义结构问题。在比较中西方思想文化视野中获得的对一多二元与一多不分两个结构的认识,是中国对自己文化产生自觉、自信的源泉。随即便是消除西方对中国的误解问题。而要如此,就是要在自由主义政治话语结构之外,建立自己独立的话语体系,在国际多元文化的基本事实基础上,建立多文化多话语体系;而在其中,就有着发生于中国自己文化的、属于自己文化特质的世界观、思维方式、语言结构和文化价值的话语结构一席地位。是用这种话语结构,在与西方比较的阐释过程之中,消除西方对中国的误解。
      这个消除西方对中国误解的过程,还孕含着一个逻辑目的,即超越自由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真正创建出多元文化、多种声音的正常和谐社会。中国的话语不是为霸权、不是为征服,而是为实现无论民族大小的平等相待,要与世界各民族人民交朋友,互相帮助、互尊互谅。这样的目的,必须着眼于最少狭隘政治目的、最多共同利益的人民,依赖于人民,对象是世界各民族人民,显示善意、友好和建设和谐世界愿望。这样的外交,必然是以人民为主体的自觉、自信外交。
      这一复杂逻辑中国“公共外交”目的的关键问题是什么?在2010年9月11日北京外国语大学“公共外交研究中心”成立大会上,著名西方和平运动人士约翰•戈尔通(John Galtung)精辟地指出:中国介绍自己不要用西方人的眼光;与美食、工艺美术、四川变脸等等相比,西方人更需要知道的是中国的精神智慧。为什么中国是共产党、是社会主义,又是资本主义,又是儒家思想?中国不是自由主义式的资本主义,可她会成功?中国的三十年中有六十年,六十年中有300年,300年之中有数千年。其内在的延续是什么?中国在变脸,变之中不变的是什么?要把这个东西讲清楚,这个东西是中国成功的秘诀。中国传统包含在中国现实之中,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的思想都包含着传统智慧。他们思想深处内涵的传统延续性智慧是什么?这是该向西方人介绍的,是西方人最有兴趣的。
      其实别人搞不懂中国的地方,也并非就是中国人自己能够说清楚的地方。中国在自己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个问题上,至少迄今为止没有什么具说服力的讲法和解释。自己没有想清楚,不可能会说清楚。为什么说不清楚?因为中国自己也是在西方的话语之中,却又对西方并不很懂。不懂是不了解其文化深层的含义,不懂西方文化含义的结构乃至社会结构,接受一些西方概念,完全是在望文生义的层面。但是,最终能够搞懂中国,解释中国的还是中国人自己。对“一多不分”的框架,对围绕“一多不分”的中国自然观、社会观、人生观、语言意义和价值观,中国不仅自己搞懂,而且要对别人把它介绍清楚;也即,有聪明才智的中国人必须实现帮助中国社会乃至世界寻找中国文化传统在当代的延续,说明古老的智慧在当代的意义。这样做,才是中国由被动变主动,最终能够实现表达“善意、友好与建设和谐世界”愿望这一目的的目的。



安乐哲 (Roger T.Ames)

安乐哲(RogerT.Ames),1947年生于加拿大多伦多,国际知名汉学大师、美国夏威夷大学教授、尼山圣源书院顾问、世界儒学文化研究联合会会长、国际儒联联合会副主席。 他是中西比较哲学界的领军人物,更因翻译了《论语》《孙子兵法》《淮南子》《道德经》等书而蜚声海内外。主编《东西方哲学》、《国际中国书评》,著有《孔子哲学思微》、《汉哲学思维的文化探源》、《期待中国:探求中国和西方的文化叙述》、《主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研究》、《先哲的民主:杜威、孔子和中国民主之希望》。安乐哲先生曾接受过刘殿爵先生的指导,精通文言文,是当代杰出古典学家之一。2013年,荣获第六届世界儒学大会颁发“孔子文化奖”。2016年,荣获第二届“会林文化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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