舶来的美国“民主”,在别国怎么“化”?
2017-09-18 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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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主化在美国的含义


      在当今世界,民主(或民主化)是个流行的概念。就中国政治来讲,我们会发现三种运作的领域。第一个领域属于这个概念的发源地,在该研究报告中我将其称为“美国条件下的民主”。第二个领域是指政治家,学者和媒体讨论这个概念的实际使用效果;我将其称为美国化和本土化(中国或俄罗斯)的混合,在这个领域中,民主含义有所差异。对于美国学者来说,这个概念主要是指类似美国的“宪法民主”,可以用几个基本的概念来进一步解释,如议会制,法治,权力,自由选举,多党竞争体制,限制和平衡机制,等等。我把第三种叫做“中国条件下的民主(或民主化)”,在这个思想的基础上产生了“民有﹑民治﹑民享”,或者说是“民主”。虽然它同样也源自美国传统,但是在自由民主的讨论中没有多少意义。


      为什么要这么区分民主(或民主化)?原因在于民主并不是一整套连贯的,严格符合逻辑的概念,而是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条件”这个词的内涵,并与之息息相关的。条件可以指“环境,语言,约束,限制性条款,规定和必要条件(基本原理和要素)”。说到这里,美国条件下的民主(或者民主化)简单说来,就是用美国的语言,在美国的环境里,制度和规定内,具有美国的必要条件(基本原理和要素)。换句话说,民主这个含混不清的概念,因为美国的环境,要求和出自美国的基本原理和要素而得到定义。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考虑民主(或民主化)从一党传到另一党的两种形式,那就是,作为美国的自由民主理论和美国的对外政治(作为实践领域)。不管是在自由民主理论还是对外政策上,美国条件下的民主(或民主化)都清楚地表明它为谁的利益服务:受上帝和自然权利和法律保护的追求最大财富积累的个人的利益。通过将概念上的个人融合到国家利益的概念中,美国的对外政策追求同样的利益。


1.美国的自由民主


      约翰•洛克被认为是自由民主理论之父。而自由民主理论巩固了西方民主国家如美国的结构。虽然整个自由民主政治学说不是一个连贯的体系,但在其整个发展过程中,从17,18世纪一直到如今美国的形式,民主化的基本问题一直是为个人追求最大财富积累正名,为通过政府的形式,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民主,来保护这种追求正名。从这个角度讲,洛克的成就在于他建立起自由之辩的目标:个人追求无限财富积累的合法性和他们受到上帝以自然权利和法律的名义提供的保护。在为民主正名和争取保护个人追求无限财富积累的过程中,洛克经历了几次论证聚焦。


(1)获得无限财富多数人与个人的斗争绝对自由


      托马斯•霍布斯发现人们被无助地困在一个恶性循环当中,从对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自然死亡的恐惧,到竭尽所能维持和平与安全,避免战争,再到追求越来越多的个人利益和权力,并因此灌输恐惧。霍布斯很明显对人类不断追求权力和无限财富并造成恶果这个事实感到不安。然而不同于霍博斯的悲观,洛克更偏向于通过论证自然状态就是绝对自由和绝对平等来给读者灌输不同于霍布斯的观点。我们可以怀疑并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洛克是不是为了驳斥霍布斯政府作为绝对权力的观点才有意为打着自由﹑平等﹑和平以及自然旗号的财富和权力欲辩护。


(2)民主保护私有财产


      此外,洛克还提出另一种与其第一种观点不同看法。他认为政府的存在是必要的,但不是绝对的,而是受制于民主的。这里,洛克用民主表明政府权力的有限。政府应保护个人私有财产权利,和以上帝赋予的自然权利和法律之名,追求无限财富积累的自由。政府不能侵犯这些权利和自由。由此看来,革命的理由不同于洛克的自由民主。洛克的自由民主认为,当政府不能保护个人追求财富和权力的权利时,个人有权进行反抗。对于执行自然法律和自然权利保护私有财产,但不干预的政府和民主,洛克认为它们是合法的。同时他还谴责那些在这方面失败的政府,即不合法的专治。


(3)金钱允许无限积累


      在为无限积累财富辩护时,洛克以私有财产这个概念开头。他认为,私有财产来自人们将自己的劳动和之前共同拥有的自然状态的财产混合的过程。上帝赋予个人权利来获得他想要得到的适当数量的私有财产,只要还有够多够好的财富留给其他人,只要适当数量的财富不会让人们堕落。从某个角度看,洛克似乎认为自然规律严重限制了私有财产的数量。但是他也找到某种解决方法,比如,金钱并不会坏事,所以就不违反自然规律。因此一个人可以获得无限量的金钱,进而在不违背自认规律的前提下获得财产。


(4)限制与平衡:


      在论证完合法性和对私有财产以及个人无限财富积累的保护后,洛克以“限制和平衡”的方式介绍民主就很容易理解了。更为重要的是,洛克的体系成为后来美国政府存在的基础。为什么民主要采用限制和平衡的机制?正如布兰恩•奈尔森所讲,它暗地里的确遵循着一条非常现代的观念,那就是人类的本性不会改变,但它的结果可以通过“科学”架构的政府来加以控制。我们可以推测,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是不是洛克含蓄地宣扬了获得无限财富积累地自由乃人之本性,问题在于不在于控制,而在于释放这种本性?逻辑上讲,限制与平衡并不会限制无限财富的积累,因此也不会限制人性中不那么好的那一面;这个机制的作用不是(虽然是很含蓄的)给人性以权利,而是“避免战事”。这也是为什么人类要摆脱自然状态,进入社会的一个重要原因。


(5)多数人统治


      多数人统治这个概念可以给权力分割,限制与平衡提供了一个脚注,解释了为什么这个机制如此重要,即使它们不会限制无限财富积累,限制人性中不好的方面。但这还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因为洛克的多数人只包括有财产的人,而不是所有人。换句话说就是,权力的分割,限制和平衡都是在有产者之间进行的。这也与他的另一个观点一致,自由是一种财产权力,拥有财产就意味着有权利思考,讲话和自由地行动。在政府中统治的多数人中的多数,基本上就是社会中拥有财富的少数人。自由民主听起来经常是每个人都享受上帝庇佑自然权利,但是逻辑上却经常会导致经验主义经历上的不平等,因为为无限财富和权力竞争的理由并不能阻止不平等的产生,相反,在许多简单的零合游戏的情况下会导致不平等,进而产生冲突,在支配者和被支配者之间,掌权者和无权者之间,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从这个角度看,洛克实际上不如想象中那般自由与民主。


(6)上帝自然规律自然权利无限的财富积累


      在洛克建立自由主义之争的目标,以及后来它的美国化形式中,最大的问题在于提出了私有财产和追求无限财富积累都是受到上帝保护,并以上帝赐予人类的自然规律和自然权利来表述。作为宇宙的主宰(创世纪于虚无),上帝有能力给予自然权利和自然规律,而我们应给使用这些,有责任遵守这些规律。我们可以猜测,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这是否等同于将理性之门关闭,所有关于这个问题的进一步的探讨都再没有可能。这种主张完全无视人类对于是非的怀疑,尽管它是一个根本原则,近乎怀疑上帝的存在。这当然是不言自明,不需证据和解释的。这种论断当然是不能说服那些不是基督徒和清教徒的人,尤其是它以一种信仰的形式出现,并禁止理性的质疑,在实际操作中使用物质的力量,甚至暴力手段。


      美国自由民主的方向都来自洛克以上论断的焦点。它源自洛克,后进一步吸收18世纪自由民主理论家大卫•休谟﹑亚当•斯密﹑托马斯•杰弗逊,和詹姆斯•麦迪逊。到19世纪时是约翰•思图尔特•穆勒和亨利•大卫•卢梭。而这些只是其中一少部分人。但是,“这是人权在18世纪的崛起,是受到然让美国与众不同的宪法保护的人权的崛起”。

      洛克对“独立宣言”产生过重大的影响。1776年,托马斯•杰弗逊在这份政治文献中表达了民主的思想,宣布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生存权,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值得一提的是,洛克的“财产”舍弃,取而代之的是对幸福的追求。这追求同样也被理解为物质收入,当然也是无限的。


2.民主作为美国的国家利益


      根据美国自由政治思想,民主的逻辑来自两种简单的基本观点,那就是,保护但不能干涉个人的私有财产权利以及追求无限财富积累的自由。在对外政策上,民主化一直被当作美国的国家利益。从国内政治的角度看,民主就是美国政府保护本国公民的私有财产,保护他们在海外获得财富,而后者是按自由主义,自由的扩张,经入海外市场和自由贸易的逻辑表达的。自从19世纪开始,这就一直是美国对外政策的一个主题。从对外政策上来讲,很明显,保护和扩张自由意味着通过与其他国家进行自由贸易,在世界范围内增加个人和国家的自由。


      然而,既然美国利益的推进和美国繁荣的最大化——直截了当地说,就是美国商人在国外获得利益——与其他国家经济政策的自由紧密相联,即资本主义,自由贸易,开放经济,和自由市场经济,这就要求美国扩张民主。扩张民主的手段可以是口头上表扬那些增加自由的国家(释放政治犯),谴责那些限制自由的国家。还可以通过军事的,或者非军事的干预推翻独裁统治。才外还有折衷的方式,比如外交手段,经济上支持倾向于民主的政治党派﹑报纸﹑工会,经济制裁,和演变活动来动摇非自由的政权。实际上,在许多情况下,美国为了维护它的国家利益,只是简单地将他们能够控制的人选扶上位,并不管他们是不是独裁政权。此外,美国一直竭尽所能试图推翻社会主义政府,或者通过干涉别国来摧毁受欢迎的革命,因为他们视社会主义为自由民主理论和实践的头号大敌,会妨碍保护个人追求无限财富积累的利益。


      即使人们常说需要有三个巩固的过程:

    1)富裕产生民主;

    2)民主可能是富裕的一个必要条件;

    3)两者皆有,但数不清的第三世界国家在被强加以民主和市场经济后都失败了,人们很难找到成功的例子。从美国的角度来说,很明显,民主化作为自由主义对外政策逻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美国寻求扩张国家利益的目的,尽管它对于目标国没什么益处。民主的扩张一直被有意当作对外政策,毫无疑问是以美国的标准,带有明显的霸权主义结构。


      帕特里克•卡拉汉分析认为,霸权主义的逻辑有两个前提,一个是美国的利益依靠政治和经济上有效的国际体系;二是,美国的领导是驱动力。国际经济体系帮组美国经济增长。美国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体现了它欲影响甚至控制其他国家的意图。这是一个零合游戏;对一方有利就对他方不利。为了促进本国经济增长,美国需要在海外开拓市场。为了保证进入市场,扩张民主化似乎势在必行。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正如卡拉汉所述,上世纪70年代,冷战态势恶化,霸权主义的逻辑重新占据主导。里根政府采取的多外政策中和了两种思想:霸权主义和自由主义。自由主义宣扬民主化的扩张和自由市场的发展。它的外交目标就是推翻在内的包括苏联共产主义政权,并扶助资本主义政党执政,以获得这场同共产主义斗争的胜利。


      从这方面来讲,或许无法很好的阐述美国条件下的民主究竟是什么。“美国条件”内涵指“环境﹑语言﹑约束﹑限制性条款﹑规定和必要条件(基本原理和要素)”。在民主化的问题上,包括美国经济繁荣的根本(具体说来就是美国个人在海外追求无限财富),美国的政治繁荣的根本,以及美国的方式(美国的标准﹑信念﹑评判是非对错的价值)。因此,从经济的角度看,从私有化和市场体制的角度看;还要从民主化的角度看,要遵循的是美国式的“宪法民主”,用最基本的概念表达就是议会﹑法治﹑权利﹑自由选举﹑多党竞争制﹑制约和平衡机制等等。


二、在美国和本土化的条件下


      美国和本土化的条件下的民主产生在被强加民主的国家里。这一现象第三世界国家的精英或持不同政见者已经研究过,至少表面上是如此。他们研究了在美国民主的条件自己国家和人民利益。接受美国条件的民主的政治影响已经昭然若揭,不平等,私有化,政治体制的改造和开放导致混乱和不安定,使政治和经济落入美国的掌控,或者有利于美国的全球政治战略,最终丧失独立。在许多被强加美式民主的非自由主义国家里,自由主义都以失败告终,尤以前苏联在1985年至1991年间发生的变化最为显著。


1.俄罗斯


      美国和苏联混合条件下的民主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是在戈尔巴乔夫当选苏共总书记以后。正如威廉•A•克拉克所说,在戈尔巴乔夫的领导下,苏联“对其外交政策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进行了一次历史上最为持续的深远的改革”。在这个环境下,mixed with the democratization in American terms were the major Russian terms,“改革”,即,“改革”﹑“公开化”﹑和“新思想”。戈尔巴乔夫在经济,政治和外交领域给他的国家带来了这三种主要政策变革。改革是要将市场经济引入苏联的中央计划经济;公开化是让人民公开辩论,开始对苏联体制的失败直言不讳。“新思想”则是要与西方融和,缓解冷战的压力,减少对以前盟国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容忍中东欧发生的政治变动。戈尔巴乔夫以为这些新政策能够缓和东西方的紧张局势,便一意孤行地推行这些措施。


      在1987年一月份的苏共党中央全会上扩大了改革的涵义,提出民主化,一股强大的力量也因此被释放。但这股力量并不像戈尔巴乔夫想的那样是站在他那一边的。公开化并不是要攻击政党的合法性或者马列主义,政治机构的民主化的本意也不是要终结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但随着改革热情的发展,事态超出了戈尔巴乔夫控制的范围,他本人和他的代言人甚至开始攻击共产主义的核心思想。通过改革来拯救社会主义制度的尝试从来未能真正实施。生活水平低下,人们的疏远和希望的幻灭,自发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在全国不断爆发,质问政党的合法性,威胁到政权的生死。在苏联,改革,公开化和新思想都以失败告终。早在1987年,戈尔巴乔夫和他同样力主改革的同事就游说他们东欧的同志加入他们改革的活动,苏联的军队不会再保护他们,希望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通过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自救,苏联阵营的解体也因此失控。纷纷希望从苏联独立出去。要求民主权利,市场经济,要求同西方政治﹑经济﹑军事体制融合的声音也高涨起来。之后就是1989年柏林墙被推倒,然后民主改革之毒进入苏联的心脏,苏联与1991年解体。在苏联民主化改革失败之后,现在的俄罗斯是什么样子的呢?这个国家分成15个小国,占前苏联国土的77%,人口是前苏联国民总数的51%,经济总产量为前苏联的60%,军费开支剧减90%。俄罗斯已经再也不是那个颐指气使的超级大国了。


      如果以美国的标准评判,对戈尔巴乔夫而言,这些可能是个巨大的胜利。1991年,戈尔巴乔夫因其在结束冷战中做出的贡献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一个国家领袖因为搞垮了自己的国家,帮助敌国赢得胜利而被嘉奖,这真是莫大的讽刺。美国最终赢了这场40多年的围堵社会主义的斗争。从此美国在世界再无敌手,它唯一的对手也败下阵来。国际格局从两极转为一极。世界只有一个超级强国:美国。


      苏联解体之后,许多人预计俄罗斯及其领国的经济会因引入市场经济和向民主政府过渡而迅速发展。不幸的是,这预言到现在还没有实现。我们所看到的是俄罗斯全国的经济形势并不容乐观。经济形势的恶化影响了俄罗斯的国际影响;为了获得西方银行的贷款,俄罗斯不得不在许多问题上做出让步——比如北约的扩张,波斯尼亚事件,等等。俄罗斯很明显已经受到美国和其他西方强国的羞辱。或许民众向往的幻灭和无奈最适合形容当前俄罗斯的心情,以及俄罗斯同西方的关系。


      在苏联解体后最初一段时间里,叶利钦总统和外交部长科济列夫将加入西方阵营作为俄罗斯外交的首要任务。据《真理报》透露,俄罗斯人厌恶各种关于西方出资支持叶利钦改革的报道。然而,美国的经济援助与俄罗斯的期望相比要差得远呢。实际上,俄罗斯国内并不是都认同以政治自由和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西方模式的。


      俄罗斯的对外政策体现了一种“大西洋”概念,最好的体现就是俄罗斯前外交部长安德烈•科济列夫。因为俄罗斯政治上经济上都受制于自身实力的羸弱,所以其外交影响力也不可避免地有所减少。叶利钦发现自己深受重围。1993年,《真理报》斥责叶利钦,说“美国的应声虫不能作任何国家的领导人,更不能作俄罗斯的领导人,这势必有损国家利益”。1993年后期的一份调查显示,三分之二的俄罗斯人认为西方的经济建议是在有意削弱俄罗斯。而这个比例在1995年和96年又有所增加。到1995年1月5日,因外交政策被认为过于趋向西方利益而多年饱受质疑的科济列夫被俄前情报部门主管普力马科夫取代。俄罗斯的对外政策立刻变得强硬起来,有时甚至是反西方的姿态。


      从美国和俄罗斯混合条件下的民主的角度看,很明显俄罗斯的条件停留在表面,而美国的条件则是核心;本意是俄罗斯的,而结果是美国的。俄罗斯国内的辩论一直试图给国家以多种选择。虽然辩论不能被看作是亲西方派(比如,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同反对派之间的正面冲突,但是认清俄罗斯自己的条件比为之辩护的趋势很明确。正如许多俄罗斯观察家所说,俄罗斯的条件(或者说是俄罗斯的国家利益)“结构上是由诸多因素构成的,包括地理﹑历史﹑文化﹑民主组成和政治传统等等,每个都使俄罗斯与西方格格不入。俄罗斯所采用的政策应该与其欧亚大国的特殊地位相符合。


      “普力马科夫主义”在俄罗斯外交这册中的崛起表明俄罗斯的条件同西方的条件不尽相同。普力马科夫和他的同事称自己为实用主义者和现实主义政治的实干家。在他们看来,俄罗斯的国家利益不能以西方的模式实现。俄罗斯的利益很清楚,应该同西方的利益区别对待。正如加内特所说,


      随着一种清醒的要求的出现,在过去的几年里,俄罗斯同西方的关系明显地恶化了。由世界银行和美国政府推动的经济改革在俄罗斯国内一直保守批评,国内逐渐出现抵触情绪。俄罗斯一直公开批评美国干涉前那斯拉夫和伊拉克事务,并反对北约逐渐明显的包围政策。


      普京上台后签署的新国家安全观念反映出俄罗斯外交政策中普力马科夫主义的清醒现实主义。俄罗斯国内一个叫“俄罗斯先驱”的组织的声明同普京的言论一致,都认为国内威胁更为可怕,“俄罗斯必须先管好自己,不能听从那些不友好的意见和指导”。在1999年,普京还是总理时,他说过“就算俄罗斯会变成美国或英国的翻版,那也不可能很快发生。自由价值在英美有很深的历史传统。对于我们,国家,它的机关,结构一直在国家和人民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普京总统正面迎击美国民主的扩张。在回击国外对他限制俄罗斯媒体自由的批评时他说,“有哪个国家的那个媒体可以扛起所有人民的自主独立?”“大众媒体自由是民主社会的必须。但是,大众媒体经济上也应当是独立的,不是依靠钱包和商人。商人只会将媒体作为自己赚钱的工具。”他告诉一位美国记者,“如果民主会毁灭我们的国家,那么我们就不需要民主”。


2.中国


      中国同苏联有着类似的发展历程,类似的混合的美国条件的民主化。相似的道路包括相似的政策,改革过程中相似的事件,和上世纪90年代时相似的情绪和诡辩。中国比俄罗斯成功的原因不是简单谁先开始经济,政治改革的问题。中国存在严重的内患,包括意识形态和不平等的危机。这两个危机一直是由进一步的经济私有化和政治民主化造成的,都是为了保护私有财产和无限制的追求财富和权力的活动,并尽量少地加以干预。但是这些改革在整个社会却造成了越来越多的冲突和恐惧。


      中国的“改革”和“开放”可以被视为中国条件下的民主化。它们是两个很概括的政策,类似苏联的改造和公开化。虽然它们不等同与苏联的那两个概念,但是它们还是有着重合的地方的。中国的改革和俄罗斯的改革都有结构改造的意思,都是要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代替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从这个角度讲,中文“经济体制改革”完全体现了俄文“改革”的意思。此外,中文“开放”同俄文“公开化”有些相同的意思,但是较少涉及国内政治改革。中国的开放更多地是处理经济问题和对外关系的,同戈尔巴乔夫在对外关系上的新思想有些类似。


      在改革中,中国并没有类似俄罗斯“公开化”的词汇出现。但这并不是说中国在这方面比前苏联保守。但是“公开化”意味着开放和公开,使社会主义制度和斯大林的错误招致批评。中国具有改革意识的人也提出不少批评;他们的目标是毛泽东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以及毛泽东时期的一些政策上的错误。很多人将共产党工作中的错误同封建主义联系起来。这方面的典型例子就是一部名为“河殇”的六集电视记录片。在这部记录片中有一个词汇不断出现,那就是“改变观念”。“改变观念”就是要改变传统的价值观念,过去正确的东西可能现在就是谬误了。一个例子就是投机;低价收购之后再高价卖出的人被指责为投机,但是从促进经济发展的角度看,这种行为无可厚非。社会主义的根基受到了苏联当时同样的攻击。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就是过去人们被鼓励为社会为人民工作,现在是为赚钱为盈利工作。社会主义过去一直被称为是人民当家作主的体制,但现在也只是作为生产力和科技发展的一个阶段来宣传了。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公开化和新思想以失败告终,最后苏联垮台,国家解体。在中国则是出项了天安门广场学生抗议活动,以及暴力的收场。虽然具有关键意义的军事镇压使中国的共产主义体制免于被颠覆,但是中国和中国共产党也因此遭受了巨大的政治损失。1989年的学生暴动可以被视为美国和中国混合条件下民主发展的高潮。此时学生对民主这个词汇的热情高涨,尽管他们并清楚它究竟意味着什么。然而十年后自由民主的思想以及西方与美国的正面形象会更加深入人心。


      目前的中国甚至和俄罗斯有着相似的情绪,这种情绪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说不”文学的出现,如《中国可以说不》,和《妖魔化中国背后》,反映了对美国对华政策的怀疑﹑愤怒﹑无奈和自信。正如中国作家们所说,美国的概念和价值观并不是民主的绝对标准。他们认为美国只是利用人权这个标准来扩大自己的利益;人民很明显看清了美国的资本主义和民主。他们明白,美国不会容忍其他力量强大起来,对非西方的中国存有偏见,并对中国从经济上﹑政治上和军事上进行包围。中国的“说不”文学可以很好地说明美国条件的民主的衰落,中国条件下的民主正崛起。正如他们自己所说,他们意识清醒;他们对美国的认识更复杂。


      至于中国和俄罗斯改革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许多人评论说中国比俄罗斯更成功的原因是俄罗斯的公开化造就的政治开放超过了机构改革的步伐,因为中国只进行了经济改革,而没有政治改革。实际上,正真的原因不可能简单到是经济改革,政治改革谁先谁后的问题。顺序不是问题。正如我要说的那样,中国之所以更为成功是因为,首先中国可以从历史和国际环境中吸取经验教训。不可估量的政治危机和破坏,1989年学生暴动造成的国际压力,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以及美国在上世纪90年代对中国的行动,所有这些都告诫中国,在前进的道路上要小心谨慎。第二,虽然官方说法批评毛泽东上世纪70年代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但他在意识形态方面仍影响着人们。事实上,虽然天安门事件在性质上和文化大革命是完全不同的,在意识形态和形势上也不相同,但不管怎样,追根溯源,天安门事件都与文化大革命有着诸多联系。第三,或许是文化大革命和天安门事件让中国政府意识到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对广大人民仍有很大的号召力,所以开始利用演说来帮助维持社会稳定。中国领导人很善于以人民利益的名义阐述自己的政治议程。他们一直积极推进政府福利项目和公共事业,这些在维护稳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但这不是说中国可以对它的社会和政治危机放松警惕。很明显中国的意识形态危机难以预计。许多学者仍然在讨论美国民主化就是明证,即使这种讨论在俄罗斯遭受到很多质疑。精英们仍然不明白问什么重要的政治问题会成为美国政治斗争中的筹码,为什么美国好像很喜欢干涉破坏改革过程中的中国,即使中国不是他们的敌人。正如精英们努力告诉美国的那样,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承认美国两党相互制约的制度是最好的,中国在美国处理地区问题时有着不可或缺的地位;开放﹑繁荣﹑稳定的中国有利于美国的利益;中国大众也不认为中国应该同美国断绝关系;繁荣富强的中国会同共产主义思想分开,并不会抵制民主。中国人需要理解中国条件下的民主究竟是什么,以及它同美国的民主有何区别。


中国条件下的民主


下面是一些基本的中国政治概念,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中国条件的民主,或民主化。


(1)政治:在“通辩”意义上,“政治”是一个经典词汇,意思是“适当”(也有“正直”,“正义”的意思),“流动”,或者说是“道”,道无处不在,使人民的生活变得富裕。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并不存在二元的仇恨,因为他们之间有着平衡与和谐。它缺少获得权力的意识,更多的是注重处理人民的问题。统治者总是,也将继续由他们的个人性格来定义,所以反对表述现状的政策就是谴责统治者本人。好的统治者会体恤民情,制定良策。


(2)法治:在西方,“法治”是指自然规律或上帝的统治,以宪法的形式出现的契约法为上帝的法律服务,而“人治”指暴政或者是对契约法的践踏。但是在中国,“法”是非常具体的行政纲领。统治者是不能脱离统治纲领的,这些统治指导方针反映了社会的“道”和自然,并帮助维持和谐。但是西方人认为这种政府会侵犯私人权利,所以需要被限制;在中国,人们认为每个政府都把人民的生计当作目标。结果,批判现在的统治政策无异于指出统治者没有完成自己的任务。西方人他们遵守法律,而不是政府官员,而中国人则认为政府官员不能和他们的性格和行为分开。现实中“法”位居次席。法律通常使用于有人做了有背道德标准的事情时。法律只是在通过惩罚加以改正时发挥作用。使用法律就表明和谐被破坏;法在中国的使用同西方有极大的不同。


(3)人治:《通辩》中的人治意思是由人来统治(友好的人际关系或者是慈悲)和以道德来统治。中国思想倾向于将管理权交给有德的能人手中;在社会环境中,每个人都想在社会各方面拥有适当人际关系以便更好地生活。大家都知道所有的治理都是由人完成的,那么问题的关键就是找到这种人。他们能够领会连贯性和相关性,能够实现并维持人和社会的和谐。政治的形式必须依靠道德,或者说是人治和德治。


伦理和道德,照字面意思就是说完全理解了适当和谐的社会关系,以及要有效地实现,维护和修正这种社会关系所需的努力。正如它所讲述的那样,竞争是不可能得到适当和谐的社会关系的,只能是通过“礼”和“让”来实现。“an enduring yet always malleable syntax through which the human being can pursue refined and appropriate relationships.”人治消除了对暴政的心理恐惧。


(4)权利:《通辩》中说“权利”是恰当,是和谐,是一个人应该为自己在社会中找到的正直的适当的位置。或者说是人与人关系的焦点。它并不是上帝的旨意或者约定;它是人们在生活经历中形成的自然趋势或者付出的努力。这种努力让人们在与他人平等相处时意识到了自由。在这种情况下,平等不是指财产多少,而是指与人的社会位置相关的一整套条件和责任。


One finds there is no need to separate governmental powers when in tongbian are absent all the structurally preconditioned conceptions in the Western tradition, particularly the rule of man as necessarily tyrannical. 在这方面,如果从《通辩》的角度看,如果是暴君统治,那么权利就算分割也没什么用,因为现实中权力只是在形式上可以被分割。


(5)民主:认识到统治者和人民之间的关系是相关联并连续的以后,我们会发现中国对民主这个政治概念的认识同西方有多大的不同。一些语句反映了古代的民主思想。正如荀子所说,“自然不是为了统治者才哺育大众的,正相反,她是为大众来选择统治者的”。又如孔子所说,


“臣子是君主为心;君主视臣民为身体…身体的神圣性决定了心脏的神圣性;当身体受伤时心脏也会受损。君主的存在是人民决定的;君主的衰败也是因为人民。”

《左转》中提到,“The people are the master of spiritual beings, so the sage-king primarily devotes himself to the people, and secondly takes care of the spiritual beings.”就“政”而言,所有的政治都将人民作为最重要的末端。这些表述都表明中国基本的政治概念都没有把领导者和人民分割开来,对立存在。《通辩》对于民主的观点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而不是简单的形式;任何形式的民主都必须考虑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利益,因为民不聊生就就是政治的失败。民主,即人民管理,并不仅仅是“民有﹑民治﹑民享”。“民有﹑民治﹑民享”鼓励以个人的公共资源为基础的平等思想,而不是原子论个人主义。有人说中国人的世界观和思考方式有助于共产主义形式的政治的发展,而这种形式的政治与自由民主的模式是矛盾的。


      中国人的世界观不一定会去担心人性恶和出现暴政的问题,因此,也不会考虑建立一个权力抑制机构。为什么?因为统治者必须是一个品行高尚的人,他必须在这个人人追求道德自律的社会里自省自律。很明显,《通辩》认为“权威”拥有不可或缺的道德和美学内涵,因此就不会给暴政留下任何生存的可能性。正如霍尔和埃姆斯所说,儒家最初关注的是个人的自省——主要是统治者和官员的自省。儒家的敏感性要求统治者是道义上的表率。若要做到此点,统治者自己必须做文化的产品,而不是文化的生产者……其身不正,其令不行。


      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的相关思想,儒家思想以及道德自律就能避免社会上出现不道德的统治者。但实际情况经常是,在人人追求自省自律的社会环境里,如果小人要作奸犯科,他们通常会故作高姿态,隐藏自己的恶念。这或许就是为什么中国自古就有很多谚语描述这样的情况,比如,“挂羊头卖狗肉”,和“满嘴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从这个角度讲,有时要区分不是有意做了些坏事的人和一个故意为恶的人是一件难事,要小心谨慎。


然而正如霍尔和埃姆斯所说的那样,并没有证据表明中国已经放弃了儒家思想的任何重要元素。当代中国的领导方式上仍然保留着许多自汉代以来就统治着中国政府的特点,比如,以国为家,父母官,以及由此而来的权力私有的感觉。


      正如目前的讨论所表现的那样,相互联系的思考方式和中西思想文化传统体系的不同,“通辩”从中国的角度研究中国的政治问题,明白地阐述了中国历史上的实际和具体现象。因此它可能更好地帮组理解中国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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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迈克尔•摩根,道德和政治理论经典(第三版。哈科特出版社。2001),522-523页
2 布赖恩•R•奈尔森,西方政治思想:从苏格拉底到意识形态的年代,新泽西,164页。
3 奈尔森,173页。
4 奈尔森,170页。
5 同上。
6 奈尔森,174页。
7 同上。172。
8  
9 同上。162。
10 《自由主义的定义》,2004年四月16日,http://www.huppi.com/kangaroo/L-liberalism.htm.
11 帕特里克•卡拉汉《美国对外政策的逻辑》(纽约:2003),
12 同上。74页。
13 同上。77页。
14 有些人可能想用亚洲四小龙为例,但是他们并不能作为本问题的样本,因为在二战期间他们都被用来展示资本主义的繁荣。
15 同上。13页。
16 同上。23页。
17 威廉•A•克拉克《俄罗斯的困难时期》,史蒂夫•W•胡可,Comparative Foreign Policy: Adaptation Strategies of the Great and Emerging Powers, Prentice Hall, Upper Saddle River, New Jersey,
18 比如戈尔巴乔夫的一个关系亲密的助手Aleksandr Yakovlev在《真理报》上写道,马克思主义是从历史的角度解释人类共同的利益……而不是从某一个国家、民族或是社会团体的利益出发。不能说社会主义之父将工人阶级的利益与其他人的利益对立起来。Robert H. Donaldson & Joseph L. Nogee: The Foreign Policy of Russia, Changing Systems, Enduring Interests (New York: 2002), Armonk, p. 107.
19帕特里克•卡拉汉,23。
20 Robert H. Donaldson & Joseph L. Nogee, The Foreign Policy of Russia, Changing Systems, Enduring Interests (New York: 2002), Armonk, p. 247.
21 《真理报》,1993年四月6日,第3页。
22 Donaldson & Nogee, 227.  
23 克拉克, 62.
24 《真理报》, 1993年1月27日,第1页
25 Jerry F. Hough, Democratization and Revolution in the USSR, 1985-1991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97), p. 519, cf. Donaldson & Nogee, 228.  
26克拉克, 61. 
27克拉克, 62.
28 同上
29 加内特1999, 332.
30克拉克, 62.
31 Sokov 2000, 87
32 Sokov 2002, 84
37 从这个角度讲,中国古代的哲学家对于君民之间的关系有个非常生动的比喻,那就是“水可载舟,亦可覆舟”。



安乐哲 (Roger T.Ames)

安乐哲(RogerT.Ames),1947年生于加拿大多伦多,国际知名汉学大师、美国夏威夷大学教授、尼山圣源书院顾问、世界儒学文化研究联合会会长、国际儒联联合会副主席。 他是中西比较哲学界的领军人物,更因翻译了《论语》《孙子兵法》《淮南子》《道德经》等书而蜚声海内外。主编《东西方哲学》、《国际中国书评》,著有《孔子哲学思微》、《汉哲学思维的文化探源》、《期待中国:探求中国和西方的文化叙述》、《主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研究》、《先哲的民主:杜威、孔子和中国民主之希望》。安乐哲先生曾接受过刘殿爵先生的指导,精通文言文,是当代杰出古典学家之一。2013年,荣获第六届世界儒学大会颁发“孔子文化奖”。2016年,荣获第二届“会林文化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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