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澳对话:促进文化会通
2017-09-18 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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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9月3日到5日,国际儒学联合会与澳大利亚国际事务研究学会联合主办,国际儒学联合会派出学者代表团访问澳大利亚,在布里斯班、悉尼、墨尔本,以英语为语言,举办五场“2013年中澳文化对话”国际论坛。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澳大利亚资深外交官李瑞智先生做学术策划、组织与领导,学者代表团由儒联秘书长牛喜平、副秘书长金美华率领。代表团成员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田辰山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李焯然教授,北京四海孔子书院院长冯哲先生,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温海明教授,越南胡志明市国家大学附属社会科学与人文大学阮玉诗教授等组成。学者代表团同澳大利亚商界、金融界、学术界、教育界及民间社团人士,以《亚洲发展:中国经典文化与澳大利亚》为题,进行了深入研讨与交流。


      牛喜平秘书长向“2013中澳文化对话”国际论坛致辞,他指出:我们注意到澳大利亚政府最近发布了《亚洲世纪国家战略》白皮书。表达了与中国等亚洲国家进一步建立全面合作关系的愿望。白皮书认为,澳中关系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加快发展,两国公众交往日益密切,强调澳大利亚人民加强对中国文化的意识。我们这次活动正逢其时,是中澳关系深入发展的一次具体行动。我们从介绍中国经典角度来展开这次活动,是了解中国文化最便捷的方式。希望通过交流,两国学者加强对彼此文化的了解。“2013中澳文化对话”开始后,每场演讲议题为冯哲主讲的《中国传统文化经典教育》(Chinese Classics Education)、李焯然的《亚洲世纪与儒家:儒家经典与道德教育》(The Asian Century & Confucianism - Confucian Classics and Moral Education)、温海明的《中国经典与当代世界》(Chinese Classics and Contemporary World)、阮玉诗的《东亚和东南亚的儒家经典教育》(Chinese Classics Teaching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田辰山的《隔阂东西方的文化纱幕——我们为什么互相误解》(The Cultural Veil between the East and West - How Do We Misunderstand Each Other?)。


      “对话”国际论坛形式是:五位专家分别根据自已领域,议题集中,论点突出,其间由澳大利亚学者穿插评论与对话;最后,规定充分时间,邀请听众最大限度参与和提问,开展互动。


一、澳大利亚试图理解亚洲文化:儒学学者释放什么信息?


      “2013年中澳文化对话”在两点上意义是空前的:一是儒学代表团成员的学术权威性;第二,听众是澳大利亚知识界和有影响社会人士,焦点问题是中国传统经典对政治、经济与教育的日益明显重要性。对话高度引人注目的地方,在于其中有的观点对澳大利亚社会与文化广泛流行的理念具挑战性。对话高潮是:代表团专家的鲜明观点与他们对听众提问的回应。对话增进了澳大利亚学界和思想界对儒家文化的了解,激发了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同时引发了对人们兴趣浓厚的中澳文化交流与经济、外交、教育等方面关系的讨论。


      “2013年中澳文化对话”东道主澳大利亚国际事务学会在广告中指出,讨论主题为“东西方文化环境与思想传统”;“在全球财富和权力的重大变化之际,澳大利亚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了解,什么是推动亚洲崛起的文化气质”;澳大利亚“商界、金融界、学术界、教育界和社会团体与会者将会深化他们对这些问题的理解,他们将会见由国际儒学联合会组织的来自中国、新加坡、越南的专家学者代表”;“探讨中国经典教育的现状以及中国经典对东亚及南亚的影响”。


      不难理解,国际儒学联合会儒学代表团这次出访澳大利亚的学术文化活动依赖的时代背景是:中国上世纪80年代出现儒家文化复兴,21世界初,已经颇具气势。由于中国政府的提倡、支持,成立各种组织,举办各种会议,还在世界各地建起孔子学院,大量大众读物出版,电视播映与儒家文化有关各种节目。尤其重要的是,民间书院经办儿童读经教育,儿童从幼儿园小小年纪开始诵读经典。与中国复兴相类似的儿童经典教育,在东亚和南亚国家一直是流行的。人们认为,亚洲和平崛起,与中国经典教育及这种文化渊源对东亚和南亚国家影响有着必然联系。在这个大背景下,这次儒学代表团访问澳大利亚,是回应澳大利亚人对以下问题的关心:澳大利亚身在亚洲,中国和亚洲儒学经典教育对澳大利亚了解中国与亚洲,进一步发展同亚洲文化联系有什么重要性?儿童诵读中国文化经典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儿童会变成什么样?这对澳大利亚本身要做的亚洲文化教育有什么重要性?


1.中国经典教育是人才辈出的秘密


      冯哲先生作为一家成功民间孔子书院院长,向澳大利亚朋友介绍了多年从事儿童经典诵读教育的经验体会。他指出当今中国民间书院兴起,从事儿童读经教育事业,已成为中国经典文化、价值观和思想复兴的重要标志。冯院长叙述了古代中国书院历史,然后介绍他的“北京四海孔子书院”,阐述从幼儿开始读经教育的重要意义。他强调,经典学习是数千年中国代代人才辈出的秘密,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是中国的创造力之源。读经是中国的千年传统,学子们以经典为友,以圣人为师,身体力行、学以致用。儿童3岁至13岁是诵读经典的黄金年华,记忆与理解能力同时增长,从幼儿诵读经典,终生受益。经典包括:《弟子规》、《三字经》、《孝经》、《论语》、《道德经》、《易经》、《黄帝内经》等基本读物十几种。方法是“三百”法,即选经典原文100字、读100遍、背100遍。冯院长高兴地提到,中国从1998年开始的“儿童经典诵读工程”,如今已达到“十年时间、百座城市、千万儿童”规模,形成较大社会影响,成为中国当代回归传统重要的文化运动。冯先生尤其指出,诵读经典对儿童是愉悦教育,是身心健康教育,是成才教育。李瑞智先生曾在冯先生书院学习三个月,潜心与儿童一起接受诵读经典教育,感受至深。他热情地向澳大利亚各界介绍,冯先生为“中国第一文化企业家”。在澳期间,冯先生除演讲之外,还参观约翰保罗大学,与悉尼和墨尔本所在孔子学院负责人、迪肯大学校长等进行了深入沟通,考察和探讨在澳大利亚开展儿童早期经典教育的可能性。


2.儒家文化是什么?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焯然教授从自己研究领域阐述了《亚洲世纪与儒家:儒家经典与道德教育》的议题。李教授指出:“中国是世界人口最多、文明最古老国家;五千年文明是中国的骄傲;与中国商业往来,不明白中国思维与文化魅力,必不能成功。”中华民族思想意识形态及其文化结构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经济与商业活动。“亚洲世纪”,或者说中国经典和价值观在当代爆发的力量与亚洲国家有必然联系。李教授说,以古知今,孔孟经典,四书五经,教化一个核心道德体系,即仁义礼智信、五伦、忠孝、修己齐家治国平天下、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儒学强调人性从善与教育根本重要。李教授强调,儒家对韩国、日本有深远影响,对促进亚洲形态商业和现实社会起了很大作用,如涉泽荣一(Shibusawa Eiichi)的《论语与算盘》被称为“商务圣经”、唐太宗的“贞观之治”被儒家文化圈特别重视。李教授还举例说明,新加坡《公民与道德教育》强调共同价值(shared value),带有明显儒家特色,提倡国家大于个人,以家为本,社群互助,人群与宗教和谐。


3.西方须反省对中国文化的误读教训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温海明教授在阐述“中国经典的独特价值”议题时提出:“中国思想的独特之处是什么?独特之处就是它是研究变化世界的学问,它是智慧!”温教授认为,这样的智慧发端于数千年之前,但对透彻理解当今这个变化的世界,仍然不过时。温教授强调,中国近代以来遭遇西方,她的文化被西方人严重误读,导致中国文化被基督教化、种族主义化、原始化、落后化、异族风情化,现在该是校正的时候了。在近代,中国花了100多年时间才重新站立起来。原本两千多年热爱和平的中和之国,被迫不得不进入世界性的战国争霸、列强环伺时代。最近,美国重返亚洲,宣布在达尔文驻军,把澳大利亚推向导致亚洲局势紧张的风口浪尖。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理论,预言未来将是西方基督教文明征服伊斯兰教和儒家文明。当今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文明之间正在发生剧烈冲突。温教授指出,不过人们所想象的基督教与儒家文明冲突,可能会落空;因为儒家思想在历史上已被证明具有天然包容性。她将继续一如既往对西方文明采取包容态度,并消化其有益部分为自己所用。西方启蒙时代以来的科技、理性和技术已经将人们逐步带入万劫不复境地,西方文明自身已充分显露,缺乏摆脱危机的内在力量。中国《易经》、《论语》、《道德经》等古代经典的深刻天人合一思想,是拯救“天人冲突”导致现代化危机的重要思想文化资源。现在西方与东方,不乏有识之士,提请世界注意吸收东方文化合理内涵,用以拯救西方文明导引的危机。可以说,中国古代经典智慧可作为解决当代世界危机的重要思想方法,有待取得全世界有识之士的共识。


4.东南亚文化圈:儒家思想对中国以外国家的融通和谐作用


      越南胡志明市国家大学附属社会科学与人文大学阮玉诗教授所做“东亚和东南亚的儒家经典教育”演讲,介绍了中国与东亚和东南亚国家的传统关系与东亚和东南亚国家的儒家经典教育。阮教授指出,“秦代起大统一中华帝国的疆土是后来儒家经典教育得以传入朝鲜半岛、日本和东南亚(越南)的基础”;早有学者认为,儒家文化强调德治,人与人尊重思想起了特别重要作用,这与西方现代政治学鼻祖马基雅维利的男性实力思想截然不同。阮教授研究发现,韩国基本全面接受中国儒道释影响,并在本国达到有效运用,形成“小中华”意识。日本历史上曾经推崇佛教成为国教,派学生去长安学习,但也接受儒家影响,将“忠孝和义信”奉为最高价值观。日本武士必须接受儒学教育,武士相当于儒家学者。日本著名儒家学派有朱熹学派、阳明学派、古学派和昌平校学派,进入政界,发挥影响。阮教授分析了越南接受儒家思想的原因,它的思想统一要求和国家组织与运行要求使得它接受了儒学。越南历史上是儒释道三教融通和谐的典型代表。越南接受儒学而不是印度教或其他思想,说明儒家文化对于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具有现实作用和深远影响。阮教授也介绍了其他东南亚国家的中国经典教育传统。


5.揭开西方对东方误解的文化纱幕


      北京外国语大学田辰山教授以“隔阂东西方的文化纱幕——我们为什么互相误解”为题,阐明西方“一多二元”与中国“一多不分”,两个不同叙事的世界观、方法论、思维方式、价值观、和语言结构上的差别,是造成东西方难以相互理解的根本原因。这个原因就像两种文明之间隔着的一层文化纱幕,阻碍两边不能看透彼此,陷入的误解千叠万障。“一多二元”的“一”,是超绝于万物的主宰(如上帝),多是被创造的个体;它的“一、多关系”是事物分割性、对立性、冲突性;“一”针对“多”是单线、单向主宰与被主宰关系。“一多不分”的“一”,是万物构成一整体的“浑然而一”;“多”是相系不分的万物。这个“一、多关系”是一在多之中,多在一之中,万物的互系性、不分性。以“一多二元”看事物,从它个体性出发;“一多不分”是从一事物与周边各事物的相系性出发。


     田教授根据“文化纱幕”给出一些非常有趣的例子。比如,他指出,历来将“everyone”当成汉语“大家”来翻译和理解,就是在“一多二元”与“一多不分”阻隔情况之下的误解,只是二者是在彼此的下意识中,彼此意识不到而已。“一多二元”意识下,西方文化的人会立即把“10”表达为“10”个手指;“一多不分”意识下,中国文化的人会立即把“十”解释为“十全十美”。同样的道理,其实,虽然互相是互译的,但“政治”不等于“politics”;“人权”不是“human rights”;“民主”不是“democracy”。田教授强调,诸如此类,举不胜举,东西方之间随时随地发生着多少不可想象的误解啊。田教授注意到澳大利亚政府发布《亚洲世纪的澳大利亚白皮书》,白皮书虽然认为亚洲世纪将是澳大利亚发展机会,但是没有意识到,澳大利亚作为身在亚洲的西方文化国家,其所处文化误解状态的严重程度;它要想与亚洲一起腾飞,必须插上亚洲文化翅膀。从根本上消除文化误解,澳大利亚需要学习北京四海孔子书院,开展儿童读经教育;对于成年人,需要学习一点中西比较哲学阐释学。


二、在儒家思想中发现原汁原味中国


      每场“2013年中澳文化对话”都留出充分时间,邀请澳大利亚听众最大限度地参与,进行评论与提问,再由学者代表团做出回应。在布里斯班、悉尼、墨尔本,代表团所到之处的发言,都引发澳大利亚各界对亚洲文化问题的热烈讨论,使得对话进入高潮,出现生动活泼互动的场面。澳大利亚各界人士与学者代表团的互动反映出,他们对中国诸多方面的问题,是困惑不解的。而且其实,一场场对话引发的深刻沟通,发生在对中国自己来说,也是一些十分重要且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上。


1.中国到底在搞什么“主义”?


      第一天在布里斯班,五位儒学学者演讲之后,在场听众就有人问:中国意识形态有很多市场经济、自由主义话语。这与你们介绍的儒家思想,是什么关系?今天讲儒家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又是什么关系?中国今天腐败,也破坏环境,儒家思想对这些问题是否有影响?


      国际儒联学者从中西比较哲学阐释学方面做出回应:“这是不少国外人士问过的一个问题。回答这个问题其实是回答什么是中华文化古代与今天的延续性问题。”表面上看,中国头上有三顶帽子:市场经济自由主义(也即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还有复兴起来儒家和传统思想,三者是什么关系,究竟哪一个是真的?为什么中国经济改革会成功?只看到这三顶帽子在晃动,看不到三顶帽子之间是什么线在串着它们,是不好理解的。这需要点比较中西哲学阐释,需要研究清楚中国思想从古到今到底是什么。人们只是看到事物表面的差别,简单地用二元对立思维,就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与过去是对立的,是否定过去的。其实,稍微好好思考一下,是不难想到,中国改革三十年里面,有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六十年;六十年之中有着中国近代史的三百年,三百年之中有数千年。这其中始终贯穿一个延续。这个延续是什么?中国不断地在变脸,变脸之中什么没有变?这个东西一旦说清楚,人们就不会对自由主义、儒家思想、马克思主义,之间是什么关系感到困惑。这个东西是中国成功的秘诀,是变之中的不变,于现实中存在、延续的传统,是传统在现实之中!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头脑中都包含着、相对于西方特具特色的,那个中华传统智慧。


      它到底是什么?这对今天许多中外人士都困惑不已的问题,如果放到“一多二元”与“一多不分”的对西方和中国传统的框架中来,就有了切实答案;不会错的,中国数千年一直延续至今的文化精髓,是那个“一多不分”的世界观、方法论、思维方式、价值观、语言结构。就是说,是围绕着万物之间不断变化“道”称谓的内在联系,世世代代追索不已;一多不分世界、一多不分方法、一多不分思维、一多不分崇尚价值、一多不分的语言,这是中华民族须臾不离的智慧与精神家园、是自强不息之本。说的大众化一点,中国这套看家本领的智慧,就是不搞绝对主义、不搞形而上学、不用孤立、静止、片面、割裂的观点看待事物;一句话,不搞“一多二元”。实在地说,人们可以在中国实行任何“主义”,但只要能行通的,都不会是“一多二元”的,都必须是“一多不分”的,只有这样理解才到位。所以,谁要是把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的思想完全对立起来看,谁就偏了。谁看到他们之间是“一多不分”的传统智慧互系着,才是恰当的。


      中国搞的是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搞的不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是为积累私有财富而竞争,政府不能管,让看不见的手管,是市场自由放任主义;社会主义是同舟共济,是为人民服务国家作主导,是社会的共同富裕,是防止两极分化。中国发展经济是为社会而不是出于一己(个人)之私主义的,是倾向家庭与群体,鼓励辛勤劳动与安分守己,重视教育;中央政府主导,担负对发展和繁荣责任,不限于监控和管理;这应该是东亚儒家文化国家共同的儒家传统政府形象。


      中国人口头上说了不少“市场经济自由主义”,但真正在深层意义懂得“市场经济自由主义”的人微乎其微。谁曾明确过“市场经济自由主义”有根本的假设前提“上帝存在”和“人是绝对个体的孤立存在”?不明确这个假设,“市场经济自由主义”理论其实是“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的庸俗说法。“市场经济自由主义”出在中国人嘴里,“一多不分”存在他们心里。“市场经济自由主义”是“一多二元”,是绝对主义、是形而上学、是孤立、静止、片面、割裂观点看事物。应该说中国人没搞明白,而是不自觉地拿它照“一多不分”思维来做。这是为什么“改革开放”总被西方作为“离经叛道”、不是他们原教旨主义的《华盛顿共识》。同时,也恰恰是因为离经叛道,因为变成了“一多不分”,“改革开放”才成功的。当然,这也是在中国文化环境,“市场自由主义”不被看成与儒家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是多么对立的原因。


      就儒家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关系而论,其实找到数千年延续至今的“一多不分”世界观、方法论、思维方式、价值观,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思想在历史性上冲突,却为什么从哲学根基看,是并非矛盾的。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脱离西方“一多二元”传统主体的,世界观、思维方式、价值观上更接近“一多不分”;此外,马克思主义在人民性与历史性条件上,也有利于其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其最关键的使儒家思想不与马克思主义对立的原因,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它的中国化,在哲学上即是彻底地“一多不分”化,完全融入中国文化世界观、方法论、思维方式、价值观和语言结构。为什么一开是始它们是对立的?是因为革命实践必须扫荡旧时代意识形态,而旧时代恰恰是用儒家意识形态进行统治。这是个历史悖论。从“一多二元”与“一多不分”比较的哲学阐释出发,中国到底在搞什么“主义”?回答应该清楚,即中国不管什么时代,打什么旗帜,都是“一多不分”,目的都必须是“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为创建如儒家经典描述的那种“大同”共同富裕和谐社会。在中国,不搞为人民大众利益这种“主义”的,去搞“一多二元”的,不会有合法性,不会有智慧,不会成功!


      西方自由个人主义的影响。儒家的一点非常明确思想是:它决不是搞资本主义的。凡搞资本主义,就不可能是儒家思想。三十年来,把市场经济引进中国,也差不多同时复兴儒家思想,如因此就认为资本主义符合儒家思想,无疑是误解。中国利用市场经济,是作为手段,不是作为目的。三十多年的整个中国实践,都是这样一个实验过程。所以,经济发展成功,同时也出问题,就因为它是把西方有效的东西拿到中国来试验和学习的过程。有成功,有失败,是必然的;有的问题甚至很严重。但可总结的一条是:凡不违背中国“一多不分”智慧和文化做的事,就成功了;凡是出了事、不成功的,都是背离“一多不分”智慧和文化、背离儒家思想传统的。这证明,中国最终还必是要走中国道路,世界上没有现成的中国路,中国须创出自己的路。这样讲,应该能够解释中国的现实。


2.背诵经典是否压抑人的个性?


      在儒学代表团与澳大利亚各界人士互动中,儿童背诵经典教育成为热烈讨论的主要问题。西方教育与儒家传统教育之间的重大区别,是不难理解的。难的是由于不明白这种重大差别到底是什么,而对儿童读经教育发生质疑。听众中有人问到:背诵经典是否压抑人的个性?为什么儒家传统教育总是去背诵古代?是否有点保守主义?西方教育交给学生的是积累性知识?是否更好?其实西方教育也有背诵方法,儒家的背诵学习是否也没有什么特别的?


      代表团学者解释说,对经典为什么要强调背诵学习?这个道理取决于对中国经典独特性的认识和理解。中国经典是关于什么的?它是关于中国思想传统自古以来形成与丰富阐述、自己独具特色的“一多不分”世界观、方法论、思维方式、价值观和语言结构的;一句话,它是关于万物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如何相系不分、人如何在这样人和自然不可分的内在关系认识中找到精神家园、安身立命,活得率性、活得正气、活得自足;是教人做人、教人智慧的经典。它恰恰是这点与西方经典根本上形同陌路。人学会做人在中国思想传统是务本,本立而道生。西方经典没有如何做人观念,却有的是关于上帝或类似超绝“一”那个造物者的知识。中国的思想发展不是被人理解的只是背诵和重复过去,简单地阐释前人思想,而是通过背诵把中国自古以来形成与丰富阐述的有关宇宙万物的如何相系不分,人如何安身立命的精华观点、精妙譬喻、载道通神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淋漓尽致的文心雕龙绝句融化在自己血液之中,变成自己的精气神。它是在幼儿年纪先背诵下来,然后用一生时间来消化的。中国千年传统之经验结晶是:背诵三年之古书,用三十至六十年来消化,是为最经济有效之学习方法。背诵是促发丰富想象,有利培养不拘一格开放性和建立独立思考、驾驭变化、解决矛盾、面对现实,身心健康,关系一个人的全面成长。


      儒家的诵读经典教育是西方经典教育无法同日而语的。西方经典以教授形而上学知识为本,实际是以教授假设绝对原则为本。它的主张推翻前人,提出新观点,实际是二元对立、静止、不变、割裂看待世界思维方式的反映。其实不管如何推翻前人,如何提出新观点,都是在一个绝对主义前提与二元对立思维范畴之中;不会超越一个已设前提、不在互系不分之中思维,就不会有开放性、一切都在形而上划分的界限中,不会超越封闭性,这才应该是保守的。在这样的思维范畴中,哪怕积累的知识再多,不也仅仅是知识而已?只有打破知识的范畴,才会有智慧的思维。而西方经典并不具备这个特点。西方教育也有背诵方法,但背诵的内容将它与儒家的背诵学习远远地隔离开来。儒家背诵的是关于宇宙、万物、人之间相系不分的智慧,西方经典背诵的却恰恰是关于宇宙、万物、人之间的隔离与假设性地割裂与孤立性。而且把这种假设性“知识”变为信仰。其“差不多”从何而来呢?背诵经典压抑个性?哪里来的个性?所谓“个性”正是假设性二元对立思维的产物,脱离人类经验虚构出现实中不存在的“个体性”。人类经验找不到不来源于关系的人,不生存和生活于关系的人,不死去还仍然处于关系的人。既然没有“个性”之事实,何来对“个性”之压抑?而且经验恰恰相反,儿童是来源于关系的,生存与生活于关系的,所背诵之经典,恰恰无不是教育人与人、人与自然万物之相系不分,这只会、而且事实上也是表现着,他们在经典背诵之中是充满了愉悦。


3.儒家思想是“歧视妇女的封建主义”吗?


      “儒家思想是歧视妇女的封建主义”,这是近现代以来以西方“平等”概念对儒家思想进行误读的流行说法之一。澳大利亚学界人士也对儒学代表团提出类似的质问:儒家是如何看待女性的?儒家思想不是封建等级思想吗?


      代表团以与西方思想传统比照的阐释方法指出,这个问题的出现,应该是近代以来,实行把中国现实往西方概念里硬塞之后,制造出的问题。中国古代与现代社会都有虐待妇女问题,但把歧视妇女说成是儒家的思想,未免简单化的莫须有,该是学术上的误读。解释这个问题,需要先解决属于牵涉中西思想传统的大范畴问题,如:中国的历史与文化或许根本不曾有西方意义的“封建”、“平等”、“等级”等概念或者思想。为什么?如果我们在中西哲学传统之间进行叙述结构的比照,会发现“封建”、“平等”和“等级”是属于西方传统的“一多二元”世界观、方法论、思维方式、价值观的特殊文化产品。“封建”是指西方一种特有政治个人军事独裁制度。研究中国科技史的著名英国史学家李约瑟早就提出,他不会接受中国历史上曾有西方意义“封建”的提法。“个人军事独裁”是基于在哲学上把人看成是分散、孤立、不相联系、人性不好的“个体”的形而上学假设。“封建”是西语“feudalism”的翻译,但像许多现代西方概念翻译成汉语的现象那样,汉语翻译使用的汉语词汇,在汉语语言系统中,根本并不具有被翻译概念在原来西语系统中的语义。


      “平等”和“等级”同样属于这种情况,它们并不具有被翻译概念“equality”和“hierarchical”的语义。“equality”和“hierarchical”的语义来自西方特有的“一多二元”结构,出自把人形而上学地虚构为分散、孤立、不相联系“个体性”的,“个体”人之间发生的联系必然是矛盾、冲突、争斗的,必然地抉择出单向、单线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就是等级,等级必然产生于二者是独立个体之间,必然是一个支配一个为被支配的二元对立关系。也是在这个人与人分散、孤立、不相联系“个体性”的形而上学假设上产生“平等”(equality)的逻辑;人作为个体,他们之间才有“平等”(equality)可言;人生来平等就是这样的意思,人只有是个体的,才会有相等可言,才会有享有上帝同等权利可言,才会有同等量与质的生存必须,才会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男女平等,也是于男女同时作为上帝面前的个体人意义,而本应享有的对等性。


      而儒家是在另外一个范畴中,不把人看成是来自一个上帝、是不相联系、孤立与个体性的,而恰恰看重其间的相系不分。相系不分的视野中,只有二者的不同和不分,能够且只能和而不同。所以男女二者之间关系,不存在“平等”与否,只存在“和合”与否;而且不同,也即“不等”是和的前提。所以男女之间,“不同”(或不等)才是珍贵的,不同是“和”的问题,是相互珍重不同,相互呵护的问题,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问题。所以在儒家传统,是阴阳互补的关系问题,而不是平等问题。有互系不分的关系,才会互相牵扯,才会使得不可能谁对谁绝对独立,形成单向单线的西方那样的不“平等”。中国古代与现代社会现实中出现的歧视或虐待妇女现象,恰恰是背离儒家思想的现象,而不应说成是儒家思想本身的问题。按照儒家思想的互系不分和相互而非单向单线逻辑,“尊卑”概念也不是等级思想,而是一个特殊关系范畴,因为尊与卑的两个事物,不是独立个体性的,而是相系不分,互相依赖而存在的。所以它不是西方概念的等级(hierarchical)。所以“儒家思想是歧视妇女的封建主义”和“儒家思想是封建等级思想”是长期以来以西方概念对中国思想的误读,今天是该重新认识清楚的时候了。


4.儒家“德治”不是西方意义“人治”


      “中国讲‘人治’不讲‘法治’”;这是以西方概念误读儒家思想的另一流行说法。如果这种说法成立,那么“人治”是不好的,“法治”才好,也即,中国政治制度是落后的,西方“法治”才是先进的。3月3日在布里斯班“中澳文化对话”会上,有澳大利亚学界人士对儒联学者代表团提出类似质问:儒家传统不是讲“人治”的吗?代表团学者在较深哲学层次对这一问题做出阐释。“法治”,英语“Rule of Law”,西方思想传统中它的意思是自然或上帝的法,或者是服务于上帝法、以宪法为形式的契约法。“人治”,英语“Rule of Man”,指的是独裁者统治或者对契约法的违反。这里有一个潜在含义是,人的本质上(人性)是不好的,“人治”必然是独裁政治。因此这样思想传统中熏陶出的人,心理意识上抱有种固有对政府侵犯私有权利的恐惧感,主张对政府要限制。它还是那种“一多二元”世界观、思维方式的假设导引出的文化逻辑。


      而在儒家传统“一多不分”世界里和思维方式上,法跟上帝没关系,而是执政原则的具体化政策。执政原则是反映社会或天下之道和有助于维持社会和谐的。儒家的思想是,任何政府都必须将人民福祉作为执政的目的。在西方人们则倾向于认为,人遵守法律但不服从官僚人员。而中国人更觉得,执政官员及其本人的具体素质与他的行为是分不开的。此外,在儒家思想传统中,法的作用是第二位的,第一位应该是“德”和“礼”;法只是在社会个人有违反道德行为情况下起到辅助作用。法只是为实行惩戒而用的。诉诸法律本身说明维持社会和谐的一种失败;中国社会诉诸法律同西方的宿求法治,原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


      西方误读儒家的“人治”,其实从儒家思想传统本身确切地说是“仁治”(人与人适宜、正当关系)和“德治”(以道德为准)。儒家讲的政治或社会治理,是让德方面的最佳人选出来执政;儒家人性不是坏的,教育是重要的,人要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即好人、好人出来执政是可能的,只要着力去选贤与能。作为社会环境,为了过好生活,人人都希望呵护社会各方面的正当、协和关系。一切规定和法律都是由人来制定由人来执行;在儒家传统,这是常识问题。所以关键问题就成为,去找到在领悟社会自然相通性、互系性,取得、维持社会人与人和谐方面最有能力的人。在中国,也是常识,政治形式必不能脱离伦理道德,必须是“仁政”或“德政”。


      再有,儒家的伦理和道德也与西方思想传统的不是一个概念。在西方它(ethic或moral)是外在、绝对,是强加于人的。而在中国,伦理和道德都是得道,是由己而出。完整地说,就是要通晓社会关系的适宜与和谐,并以高超的才能创造性地实践、维系和塑造这种社会关系。不言而喻,在儒家传统,适宜和谐的社会关系决不是靠推行利益竞争机制而达到的,而是要求实行“礼”“让”。不像竞争是短期机制的重复,礼让是一贯性的;通过这个礼,人们可以在一种软性气氛中,实践优化的和适宜的关系。这种“人治”,不是西方所恐惧的独裁者统治,而恰恰是排除独裁者(野心家)产生的软性机制。


5.儒家传统根深蒂固,“文革”的反对儒家思想该怎么解释?


      儒学代表团在墨尔本,学术讲座后,在场有学者提出:背诵经典被说得在数千年传统中是那么成功,儒家传统是那么根深蒂固,儒家思想对韩国、日本、新加坡、越南等东亚和南亚国家产生那么重大影响,既然如此,文革的反对儒家传统该怎么解释?代表团学者指出,反对儒家,反传统,这不只是发生在文革,而是整个近现代思想史一大特点,也即利用西方思想作为中国社会和思想运动的驱动力。可以说,中国历史上的社会变革,革命(农民起义),所依赖的指导思想或意识形态,是中国传统自己的东西。各朝代所启用的基本是儒家思想;每每发生人民反抗,农民起义,打出的旗号也是来源于传统本身的“替天行道”。到了近代,因为进入中国有西方思想了,太平天国启用西方基督教为意识形态,孙中山和共产党革命在不同程度上都启用西方思想。因此,清朝末年就开始反传统,“五四”运动反传统,反传统一直持续到今天。1988年出现政府主导、广泛播放的电视纪录片“河殇”,在思想文化上反传统达到顶点;“改革开放”整个过程,都贯串着在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方面,有很强大追求西方化的倾向。


      应该说对整个近代的反传统、反儒家倾向做个解释,它也是“文革”反对儒家思想的合理解释。反传统说明什么?说明儒家思想以及整个中国思想传统本身不保守,具有开放性。这是与它“一多不分”天下观、方法论、思维方式、价值观和语言结构,与其本体性地不讲绝对,没有二元对立的方式,必然相关的。应该说,没有哪一个民族的思想文化像儒家思想和整个中国思想传统那样,坚持向别的民族及其文化学习的态度。儒家传统是最富于自我批判精神的、最勇于解剖自己的;在这点上,非常独特,找不到第二家。所以首先要看到的是,反传统,其实是传统,反传统是儒家传统本身。到现在,我们还可以发现大量的人,对谈论中国传统与西方传统的差别,尤其在谈论西方传统某些毛病时,西方人可能会点头,可中国人心理上却受不了,不习惯。这是什么,这就是儒家思想的谦虚,别人毛病让人家自己去说的文化心理。这种儒家品质是好的,但是太客气了,客气到不客观和不求甚解了,就不适当了。还要继续加的一点是,反传统,当然事情也不是像说得那么简单,在进行自我批评、学习别人上,也必须小心,会伴随误判。误判是中国近代以来思想史上发生的突出现象,一直到今天也没有得到彻底解决。这个误判,就是将西方误判为“先进”的、把自己“误判”为落后的。西方是“美”的,我们是“丑”的。真正的历史事实,远远不是这么简单的二元对立。现在不少研究都发表出来了,中华文化传统不仅不是那么丑陋,而且是辉煌的、值得我们骄傲的。


      现在回过头去看,整个中国近现代史的反传统,是在哪儿出的问题?应该是在理论与实践是两回事情,而不能混成为一件事,这一点上出的问题。在对待孔子(儒家)思想问题上,就是将其思想与其在历代社会的运用,混成为一件事了。也即,儒家思想影响下一些具体历史朝代出现的社会与政治腐败,不应看成是儒家思想体系本身道理所导致。其实不难想清楚的,一个正确思想,如果有一百个人执行,因为时间、地点、条件各异,必然会出现一百种样子;成功了,就说这个思想正确,失败了,就怪罪是这个思想错了,问题永远没有这么简单。错误和失败,其现实机率几乎是绝对,原因是,任何微小操作的闪失都会导致整体不成功,它与思想本身正确与否直接关系不大。因此,历代社会政治的好坏与否,是历代人自己的问题,笼统地说是孔子(儒家)思想的问题,并非是理性判断。但是现在儒家思想复兴了,我们是否又要回过头来,把“五四”运动,把“反传统”的合理性完全否定改掉,走另一个180度,去否定整个近现代社会和思想变革史呢?这其实又是走上二元对立,又走上简单化道路。


      “反传统”是具有合理性的。我们不能又走回去,怪罪过去的人;而是必须看到,在需要进行革命或者社会改革的范围之列,有不少东西、甚至完全坏的东西,都是曾在儒家传统旗号下实行。坏政治,打的却是好思想的旗号,总是发生。社会改革或革命,是直观、直截了当、暴烈行动,搞起来从不是从容不迫,而是首当其冲地横扫最表面的东西。所以首先是打倒旗号,是改革或革命之必然、历史之自然。社会改革或革命,不是个人行为,不是哪一个或几个人的灵机一动,而是社会历史矛盾的发展,达到集中对抗状态时的必然性。所以,以改革或革命过程存在的一些不适当现象,对它本身进行否定,是不适当的。表面上,社会改革或革命与儒家传统之间,在当时呈现的二元对立是必然性。但是,在整体上永远将社会改革或革命与儒家传统置于二元对立情势,又是不对的了。因为社会改革或革命是操作,是明白、急切潮流,人在思想深度逻辑上会有不很确切的地方;而要是思想深度逻辑全是确切的,也就不会有改革或者革命。另一方面,社会改革或革命与儒家传统,不能在整体上二元对立,还因为它们本来是相通的。如果在思想层次寻找逻辑,社会改革或革命根本的逻辑,又会追索、回到儒家传统去。


      如果要把“文革”反对儒家思想(其实也是整个近代反传统)解释明白,必须首先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与儒家传统的关系,不是以历史、表面层次反孔(或者反传统)与尊孔作为绝对分水岭的;凡反孔必然错误,凡尊孔必然正确,凡马克思主义必要反儒学,凡儒学必要清算马克思主义,这是二元对立简单思维,其结果是继续走极端的悲剧。其实,非常值得人们思考的是,尽管各种思潮一时间交织、撞击、风靡,不管名目上是什么“主义”,都改变不了它自己来自中国思想传统的结构。现在很关键的是,越来越多人都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和儒家传统,本是具有天然、内在和历史性不分关系的,是“一多不分”将二者贯串的,儒家传统其实为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作了铺垫,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胜利,也是儒家思想内在本质的成功;人们这样就会变得理性,就不至于解不开儒家被反传统的情结。


6.是否多讲东西文化相和、相似,少讲差别更好?


      东西思想文化差别有多大?是讲它们的差别重要,还是讲相似重要?这是做儒学传统与西方思想传统比较研究经常遇到人们问及的问题。这次儒学代表团在墨尔本做学术讲座,也有听众提问:是否多讲东西文化相似,少讲差别更好?代表团学者解释说,这个问题里面其实还包含着一个问题:是把二者之间的差别说清楚还是不说清楚更好?它也可说是个从善意态度出发还是从学理出发的问题。其实,讲差异,并非就不是讲相似,而是通过差异,能够更清楚地理解相和与相似,也可在态度上更有利于积极对待相似、促进相和。所以还是讲差异比讲相似更重要。可以说,差别是本,和是道,本立而道生,懂了差别,就知道该去怎么办,怎么看相似,怎么促进和。差别是本体的,相似是枝节的,看不懂本体差异,就不会懂看上去相似,其实不是相似,而是更根本性的差异。比如大象和蚊子,你不首先从整体上看到它们根本是不一样的,你讲它们的相似,说它们都是有脑袋的,都是要吃东西的,它们的腿都是走路用的。这种相似性,等于什么都没说,等于是在抽象层次,在假设层次、绝对性的层次。而差异是具体的、经验的、相对的、抓得住摸得着的。只有从具体蚊子和大象的差异出发,才有可能意识到,那种相似:都长着脑袋、都吃东西、腿都是走路的,其实在根本上都不是相似,而是极大的差异。脑袋、吃的东西、走路的腿,都是风马牛两回事情。


      东西文化传统,只有当我们做到从整体结构上去看懂它们,看懂一个是“一多二元”,一个是“一多不分”,才会发现原来意识的所谓“相似”,其实是风马牛不相及。我们不能只是长于讲“融会中西”“容纳西学”,而不是善于发现和理解差别。近代以来,很多人以“融会”、“容纳”、“全盘西化”为满足,只停留于发现中西文明在表面上的所谓“相似”,甚至有的动辄以西方为现成榜样、亦步亦趋、以取巧地模仿为得意,实际阉割中华传统的鼎故革新精神。直到今天,不少人还是在“中西方不是对立的、是可以融合的”说辞下,回避中西两大文明之间存在的结构差异;这仍然是今天相当有影响力的思维定式。这种思维定式对于认真研究中西文明,对达到深刻理解和深入到中西文明的差异中去的努力,构成很大的思想障碍。对这种思维定式来说,似乎“融会”、“容纳”是绝对真理,而谈差别,就是搞二元对立。这其实不是中华传统思维方式,而恰恰是堕入“二元对立”的陷阱思维。因为它把谈“融会”、“容纳”与谈差别作为势不两立的对垒,其中只有一种谈“融会”、“容纳”才是绝对正确。这种思维定式之所以流行,之所以时髦,其原因恰恰是由于它是单向的、简单的、不费力的,不用多做更深更复杂思考的。


      其实,差异本身构不成二元对立,而是人们听取叙述差别的头脑,陷于二元对立式思维而已,是二元对立的头脑把本来不是二元对立的现实,作为二元对立了。其实,人们需要自问,难道没有差别、没有不同的东西而存在“融会”和“容纳”问题吗?不正是因为“差别”和“不同”才存在“融会”和“容纳”的吗?“和而不同”,“和”在后,不同在先,有“不同”,才存在“和”。“不同”“差别”是本身,是内因,“和”在一定的条件之下才造成、才出现,不是这样吗?学理和逻辑告诉我们,真正要搞“融合”、搞“容纳”的,你不去认识“差别”、不去对照、不去讲“不同”,所谓“融合”、“容纳”,不是白说吗?。不知“差别”为何物,无从晓得“相似”为何物。


      所谓“相似”,不应是在“我们都是人类、所以都一样”这样的想当然上导引的。考虑中西人文结构的差别,是将差别作为一个焦点,而不是独钟这种差别,更不是乐见中西之间争论。这其实跟处理人事关系是一样的,注意和是第一步;为了和,注重不同,想方设法达到和是第二步,是更成熟、更深刻、更顺理成章的事情。对东西文化理解,正好如此一比;也就是,要想交真正朋友,要想交长久朋友,必须熟知对方这个朋友,在那些根本方面与我们不一样。其实不难理解,不同是绝对的,和总是相对的,对任何朋友,都需要在熟知对方的基础上加强友谊。所以要想把东西方交成朋友,就要在对方人文思想传统结构上知己知彼,在相处方法上具有聪明才智,灵活机动。这也是儒家传统的思考。所以,应该注重东西人文传统的结构性差别,这不是提倡二元对立,而恰恰是为了解决表面上的二元对立状况,是为了减少和消除误解,实现“和”。


7.儒学及中华文化在未来世界将是什么角色?


      “中澳文化对话”期间,国际儒联学者与澳大利亚东道主听众的评论与提问互动,最为热烈之一的话题是西方对中国崛起的担心。人们似乎都把注意力聚焦在世界性权力的转移;中国崛起,必然有不可避免的战争,似乎成了西方普遍的纠结。代表团学者明确地指出,这是对儒家思想及中华文化的误读与误判。今天的国际关系格局,是一种全球空前相互依赖状况,中华文化应该有一个席位。儒家伦理学将对世界意味着什么?儒家传统可明确向世人表明的是,中国作为股东,带来的将是平天下——给世界和平。儒家文化带在身上的是双赢的无限游戏原则,而不是有限的“零和游戏”规则,会加强世界的联系。儒学伦理有利于克服排他性的、自私利益为中心的个人主义思维,是把“个体人”视为“大家”,视为“我们”。中国儒家传统将推出的是互相尊重的文化,是以家庭观念作为人世秩序的基础点,让世界从零和游戏的思维,萌发出地球村相互依存的意识,实现和而不同;而不是走向普世原则规定的同质思维上去,不搞山头主义。


      在经济上要实行正义分配,社会需从强迫性的法治,走向相系不分基础上的人人相互尊重的“礼”治。在“一多不分”域境考虑之中,从不同情势特殊性与每个人特殊性出发,提倡推己及人的忠恕观念,“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培养人与人相互关系上,付出心力,提高意识觉悟。儒家伦理带给世界的理念是:道德是无休止的关系培养,是教育。不是什么个人主义“权利”,而是对各方面考虑都通过精心选择,从而达到适宜与恰当,它是一种永远常态的调节变化,而绝不是简单排他性的“一己”为绝对出发点的向外拿和索取。如果你的邻居有好事,你就有好事。作为生活路径,始终着眼于变化,而不是僵化遵守教条。儒家伦理显示给人们的是“以人为本”(human-centered),不排他性的“人和人的关系”,而不是以神为本的生活方式。这样文化熏陶出来的中国,它能会是威胁性的吗?


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澳大利亚资深外交专家李瑞智先生做了总结发言,他指出,儒家思想与西方思想存在重大差异。今天西方经济恶化,中国却走向繁荣。但是中国人很谦虚,也很谨慎。中国思维方式出发点是具体角色、关注变化、直觉经验的,与西方柏拉图传统形而上学的抽象、理性,大相径庭。李瑞智三十年前做外交官时就预测中国经济的迅速起飞。他的观点当初没有几个人认同,也未获得澳大利亚官方重视。但是今天中国经济的成就,证明他当年的预见。他以肺腑之言对澳洲听众说,西方人应像东亚、南亚那样,谦虚地学习中国文化。科学带来欧美崛起,但也造成将来摧毁世界的可能。因此,西方人需要认真学习中国的文化。李先生还提到,中国在150年前经历了世界性权力的转移,她花了一个多世纪时间才走出那次权力转移给她带来的危机。他提醒,澳大利亚人需要危机意识,他不愿看到澳大利亚人要花几代人时间去适应变化的世界。他预言,如果澳大利亚人不学习,那么将来可能会需要一两百年来学习中国思想,才可迎头赶上。李瑞智先生曾到冯哲先生的四海孔子书院学习三个月,敏锐地意识到,从儿童开始的诵读经典教育,是中华民族文化精神保持活力的源泉。

论坛结束后,国际儒联的领导和与会代表进行总结。牛喜平秘书长指出,本次中澳文化对话交流非常成功。这是国际儒联加强国际性的一次重要活动。几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学者组成代表团,用英语直接宣传中国传统文化,为今后国际儒联开展类似活动积累了经验。五位各国专家的协同合作表现非常出彩,事先的主题设计和架构被证明相当合适。分别讨论问题的五个方面,很好地传达了儒学国际化的思路,深化了双方对彼此历史和文化差距的认识,推动了澳大利亚社会各界对儒学的了解。整个代表团都表现很好的团队精神,合作良好,反映出当代儒学工作者的精神风貌。



安乐哲 (Roger T.Ames)

安乐哲(RogerT.Ames),1947年生于加拿大多伦多,国际知名汉学大师、美国夏威夷大学教授、尼山圣源书院顾问、世界儒学文化研究联合会会长、国际儒联联合会副会长。 他是中西比较哲学界的领军人物,更因翻译了《论语》《孙子兵法》《淮南子》《道德经》等书而蜚声海内外。主编《东西方哲学》、《国际中国书评》,著有《孔子哲学思微》、《汉哲学思维的文化探源》、《期待中国:探求中国和西方的文化叙述》、《主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研究》、《先哲的民主:杜威、孔子和中国民主之希望》。安乐哲先生曾接受过刘殿爵先生的指导,精通文言文,是当代杰出古典学家之一。2013年,荣获第六届世界儒学大会颁发“孔子文化奖”。2016年,荣获第二届“会林文化奖”。2018年,荣获“文明之光·2018中国文化交流年度人物”;并荣获“北京大学燕园友谊奖”;2019年,荣获“杜威学术学会2019终身成就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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