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财经报道：年轻人认为儒学是昨天的，这个老外要让你知道什么是“做中国人”

2018-01-15 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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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复旦大学演讲的安乐哲。在中国，人们更多地称这个加拿大人为“儒学家”。

安乐哲头发花白、眼睛深蓝，那张圆脸血色红润，看上去有些喜庆。“我们就坐在这儿吧，像在人民大会堂一样。”他指了指窗边夹着茶几的两张座椅。2017年11月30日晚，他在复旦大学光华楼的报告厅做了一场讲座。算上讲座之前的晚餐，这个加拿大人连着说了5个小时的中国话。

身处几百个黄皮肤、黑头发的人中间，安乐哲的说话方式显得与外貌一样特别。除了穿着西装、从不摇头晃脑之外，他活像古装剧里的私塾先生，非常标准的普通话里，经常夹带着一串串来自中国先秦典籍的古文。这在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院长孙向晨脑海中形成了一幅“很有魅力的”画面。他觉得，相比安乐哲，在场的提问者倒显得更像外国人。“这就是我们现今的状态，一位外国人有着强烈的儒家立场，而在座的各位中国人却对这样的立场有自己的疑问”。

在中国，人们更多地称安乐哲为“儒学家”。他曾翻译《道德经》《论语》《中庸》《孙子兵法》《孙膑兵法》《淮南子》，还独立或与人合作写了《孔子哲学思微》、《汉哲学思维的文化探源》等著作。已经退休的他，目前还身兼北京大学讲席教授、世界儒联副主席等职。2017年4月，他又有一本新作《儒家角色伦理学——一套特色伦理学词汇》出了中文版。

《儒家角色伦理学》

山东人民出版社2017 年1 月版

“他有一个融通的理解”，这是孙向晨对这本著作的“读后感”。他觉得，安乐哲的研究并不单是针对具体的古代思想家，而是相互贯通，达成了对中国哲学的整全性理解。“作为外国人，如此全面地把握中国思想背后的原则，他的这项工作，在汉学家当中是出类拔萃的。”

不能烤面包的中国哲学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希望从孔孟之道中找到当下现实问题的“解决方案”，这令安乐哲始料未及。对40多年前的西方人而言，“学中国哲学就像是学非洲某个流派的诗歌，离我们太遥远了”。他还记得，一位医生曾经好奇地问过安乐哲夫妇：“为什么要学中国哲学？又不能烤面包……”最初接触儒学的经历，他现在想来，“还是一件奇怪的事”。

如今安乐哲依然不能用哲学“烤面包”，人们却在对谈和讲座中向他抛来许多同样鲜活的问题，比如国际关系、男女平等、人工智能，甚至“大兴火灾”。有些事，不用微信的安乐哲还需要通过旁人的解释，才能知悉背景。他将儒学如今的盛况，以及自己在中国的繁忙工作，归结为：“你看，中国崛起了，谁都对中国有兴趣。但这真不是我故意的，我就是碰到这样一个情况。”

赴香港中文大学留学之前，他是美国加州雷德兰斯大学的学生。他自小喜爱诗歌，选择这所大学，也是因为该校经常邀请一些诗人、作家来为学生开研讨会。有一天，他突然在校园里看到一张交换生宣传海报。对于这个酷爱画画、写诗和唱歌的少年来说，对一段传奇经历的向往远胜过在美国安稳地过一辈子。所以，尽管香港给他的印象“有酒吧，有鸦片，很贫穷”，带着些西部片的色彩，他还是决定去香港看一看。

在香港的经历，成了安乐哲人生轨迹的转折点。他在钱穆创立的新亚书院听唐君毅的讲座，也在崇基书院得到哲学家劳思光的教导。在香港中文大学，安乐哲对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学习是同时开始的。在他看来，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如果从一个传统开始，第一个传统会影响第二个传统，有先入为主的负面影响”，而“在这个基础上，我可以对中西哲学做一个比较”。

此后51年的学术生涯，他都走在中西比较哲学的道路上，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骑着一匹马，一直朝前走，始终有睿智的领路人”。不过，这一路走来也不轻松。当时，中国哲学实在是太过冷门的专业。他辗转于加拿大哥伦比亚大学、台湾大学、伦敦大学、剑桥大学等学府求学，用了13年时间才拿到博士学位。在伦敦大学完成学业后，他被导师、汉学家刘殿爵推荐到夏威夷大学任教。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夏威夷大学都拥有全美唯一授予中国哲学博士学位的哲学系，而不像哈佛、剑桥等大学，将中国哲学置于东亚系、宗教系之下。

在香港的最初两年没有安乐哲想象中那么光怪陆离，更没能给他传奇和探险的经历。贫穷倒是实实在在的。他看到很多人住在棚户区，饭里夹着石子，菜汤也如白水般透明。也是在那里，他感受到了与自己家乡全然不同的人际关系。1967年，香港发生排外动乱，外国人处境危险。这时，安乐哲的同学把他接到了自己家中，同学的父母为他提供了庇护。这件事令他感触良多，他觉得，人与人之间充满温情的关系，是中国传统哲学的生命力所在。

最理想的一定是混合的

“《淮南子》你读过几遍？”安乐哲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学习时，导师刘殿爵在第一堂课上就这样问他。从那时开始，他更深地体会到，想要真正了解中国哲学，必须阅读原典，必须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下体会。被西方哲学理论抽象化、系统化、理论化过的儒家思想，“必然在很大程度上造成儒学失去根基，漂泊于人们的实际生活之外”。

在他看来，哲学依然是“西方中心主义”的，所以，许多人在西方所了解的儒家也是“基督教化的”，“孔子主义成了二流基督教”。这使得早期的英文版儒学经典中，俯仰皆是被传教士穿上了基督教外衣的儒学词汇。所以，安乐哲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摆脱西方思维结构，重新翻译儒家经典。

他对许多术语的翻译，不是借助汉英词典，而是基于自己对原典的研究。安乐哲将这种方式称为“哲学性翻译”。比如，《论语》中的一个核心术语“义”，通常被翻译为“righteousness”，这是《圣经》中的用语，意为“秉承上帝的意志行动”。安乐哲认为，儒家的“义”是“人对适中的感觉与把握”，比如《中庸》里就说“义者，宜也”。所以，这个“义”字应该对应英语中的“appropriateness”。而“儒学”也不应该被翻译成“孔子主义（Confucianism）”，就应该译为“ruxue”。

在安乐哲看来，中国哲学蕴含着一种生生不息的宇宙论，“中国人讲究‘和’，没有开始，也没有终点”。所以，很多词汇都应该是动名词结构。比如，中国人所说的“天下”也是一个历史性的、不断变换的时空概念。“天”也不是那个理想化的“天堂”（Heaven），而是与人密不可分的，有着明确时空概念的空间。所以，他不同意哲学家赵汀阳将其译为“all under heaven”，而应该是“worlding”或“world-making”。而原本被译为“Heaven”的“天”，也被他洗去了基督教的意义，改为“Tian”。

安乐哲强调儒学词汇有独特、深刻的人生观视野，这并不意味着他抱着一种中西文化无法兼容的立场。相反，在讲座和采访中，他一直强调，这个时代需要“现代的儒学、批评性的儒学、开放的儒学”。在他看来，当代人看待儒学就像是看到祖父的照片，衣服不同、长相不同，但总能在他脸上看到一种延伸。“它不是已经死亡的体系。就像贝多芬在各国都很受欢迎，儒学也应当如此”。

“中国文化的阐释者、传播者”，“孔子文化奖”对安乐哲这样评价。2016年自夏威夷大学哲学系教授任上退休，另外三个头衔立马落到他头上。除了北京大学讲席教授，他在中国的职务还包括美国智库博古睿研究院学者、山东“儒学大家”以及“翻译中国”项目担纲者。

提及“儒学大家”，这个“山东儒学领域最高学术称号”，安乐哲笑道：“他们请我是很聪明的事情，这并不是因为我是‘我’，而是因为我是老外。他们希望将儒学变成一个国际性的事儿，需要贴上一张西方人的脸。儒学必须国际化。”很难说，这是儒者的谦虚，还是西方人的直率。

个人主义与儒家角色伦理

安乐哲认为，“人是人的关系造就而成，这是孔子哲学的一个根本思想”。他基于“关系”提出的“儒家角色伦理”概念，被学界视为“他个人哲学思想的重要标志”。

“他是用儒家角色伦理学来批判个人主义。”孙向晨说。在演讲和接受采访时，安乐哲不止一次提到美国的合法持枪对公共安全构成的挑战。在他看来，正是因为对个人权利的强调，导致个人自由的扩大化，结果，这反而带来了更多人的不自由。“你们在这里有一个如此稳定的环境，这也是一种自由。你们随便到哪里去，一般都不用害怕。但是在美国大城市，每年有几百人被杀，有枪击，也有中毒。”

孙向晨同意，“仅仅强调个人主义是不够的，需要儒家角色伦理来进行制衡”，但他对安乐哲也有所批评，指出从角色角度去理解人的关系，在家庭关系中体验人生，“这是没错的，但也会带来问题”。他认为，平等的关系应该是一个底线和基础，角色也应该是通过平等关系作为中介来实现的。“现代社会的进步之处就在于对‘个人权利’与‘平等’的强调和尊重。抽象来看，人与人之间应该是平等的，但具体而言，每个人的角色也决定了他的职责”。

安乐哲强调儒学与对人的教化，以及与日常生活的密切关联。就在他演讲后的一天，“女德班”关于“女性叫外卖就是不守妇道”的奇谈又上了新闻。针对儒学介入当代生活过程中出现的尴尬，孙向晨觉得，中华文明传承至今，肯定有其独到之处。可另一方面，中国近代百年历程，走得并不从容。如果中国传统思想能够适应现代生活，那么，就不会有“五四”运动。在这位主要研究西方哲学的学者看来，“儒家角色伦理”与“个人主义”应该是相反相成，不可偏废的。

可惜的是，记者没有能够从安乐哲那里寻求到他对此事的进一步看法。采访因另一位访客的到来而结束了。临走时，这位70岁的老者站起来，执意将记者送到门口，直至记者转身，才听到门被轻轻关上的声音。

对话安乐哲：

要建立批评性的、发展性的儒学，而不是单纯回到从前去

第一财经：前一段时间，你的朋友金耀基到复旦大学演讲，也提到西方的大学制度促进了中国现代化，但在取得“至真”的时候，“善”与“美”却逐渐被遗忘了。他的话或许也隐含着这样的问题，大学科学体系建立的同时，中国传统价值观对人的影响也在消散。

安乐哲：是的。所以我昨天说，现在年轻人都认为，儒学是昨天的，不是今天的。我们要想办法让年轻人多了解他们自己的传统。我们不要着急。鲁迅的时代，打倒孔家店；“文化大革命”，抹杀传统文化；之后还有《河殇》这样的纪录片来批评中国的文化。但是，中国用了很短的时间崛起了，它如今正处于转折期，发展速度很快，谁都不知道什么在上面，什么在下面。

年轻人有点糊涂，他们一方面想要做中国人，但是他们不知道“做中国人”是什么意思。一个年轻的中国人到哈佛大学，要是在校园里高谈民主、人权和个人主义，他可能被视为英雄。但是一个老外，来这里说，人权有道理，可是你们自己的传统也有它的贡献，中国人就会有点听不懂。其实，如果谈《人权宣言》，一共有27条，前面20条都是个人的权利，都是保护个人的自由。而中国哲学对《人权宣言》的后7条有非常大的贡献。当然，前面的20条也有它们的价值。

第一财经：请具体说说何为“批评性的儒学”，儒学讲究的不正是尊重传统吗？

安乐哲：可是，这个传统是活的，而不是死的东西。儒学也讲究“温故而知新”的态度，从孔子的儒学到孟子的儒学。论语的儒学是人道，没有天道。道家发展以后，儒学家们就有了《中庸》，讲的就是人和宇宙的关系。汉代的儒学，是荀子的儒学，是把先秦各种学问都收纳进来的儒学。后来，佛家进入了中国，宋明理学与先秦和汉代的儒学都不同。再后来，西方的西学进来了，也把西方哲学带入了儒学。牟宗三离不开康德，李泽厚离不开马克思和康德，唐君毅离不开黑格尔和怀特海。儒学就是要混合化，这是儒学的强项。重男轻女的问题，儒学必须面对、反思和解决。

再比如，对人工智能，儒学也需要有自己的看法，要用儒学的价值来评判它，帮助它发展。如果智慧和知识分开，会造成非常严峻的后果。“核扩散”就是典型的智慧与知识分离造成的后果。

第一财经：当人们讨论传统文化时，“男尊女卑”、“伪君子”、“任人唯亲”等等，也是经常被触及的话题。更有学者认为，儒家对“关系”的强调，会造成不成熟的个人，将自身存在的问题和所应承担的责任推给周围的人。在《儒家角色伦理学》的跋语中，你也对“儒家角色伦理的局限”做了专门讨论。比如，你提到儒家伦理中相互谦恭的做法也会导致一种危险：伪君子。言行是否如一，这牵涉到对“德”的认定，能否进一步说说你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安乐哲：在儒家经典里，你找不到对错、罪恶和良善的概念。儒学是一个审美学性质的组织，是一个美学的秩序。在这个秩序之下，如果批评一个人，就是说他“不认真”。在论语里，有一个人，他表面对老母亲非常孝顺，表现得很好，但是一回家就推他的母亲。这就是伪君子。人知道社会会评判我们的行为，如果为了社会评判而做，这种行为本身与你自己无关。所以我说，一个人说的要和做的一样，这才是对的。儒学一直说的是，按照标准做事，要成为自己的习惯。所谓“仁”不是“行为”，而是“你自己的”行为。

第一财经：2017年3月，复旦大学教授葛兆光曾在哈佛大学“当代中国思想”研讨会上做了一次发言，讲稿被整理成《异想天开：近年来大陆新儒家的政治诉求》。这篇文章很长，连注释约有3万字。他在文中提到，“新儒家要做的是‘帝师’，是要在政治和制度上重构国家与世界秩序”。你如何看待一些学者所怀有的政治参与意识？

安乐哲：我没看过这篇文章，希望你把它发到我的邮箱，我要看一下。我的想法可能是相反的。的确有学者对我说过，许多学者看儒学，都觉得那是意识形态的东西。可是我个人觉得，学者要负起责任。比如现在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这是一个很大的项目，成功的话，我们会有全新的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秩序。但是这里面有商人、政府，也有反对的人，还有我们学者。我们一定要和政府合作，让大家知道，传统的“共赢”、“共同体”是什么，要建立一个标准。所以，我个人觉得，我们(是)需要给政府提建议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