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多不分视域下的中国哲学与世界哲学

——2022年“国际儒学与中华文化师资班”综述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  袁传志

   2022年7月18日-7月30日，第十二届“国际儒学与中华文化师资班”在线上成功举办。本届师资班由国际儒学联合会和北京外国语大学主办。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安乐哲，国际儒学联合会荣誉顾问田辰山，美国洛杉矶罗耀拉大学哲学终身教授王蓉蓉、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吴飞，新加坡管理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哲学教授陈素芬，美国科尔比学院哲学教授江文思，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温海明，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副教授赵延风8位专家主讲，来自摩洛哥、巴基斯坦、瑞士、埃及、印度、英国等24个国家的166名学员相聚云端，以对话的形式分享观念，参与比较文化诠释。师资班对比中西“一多不分”与“一多二元”两大阐释域境方法，以“讲习一套‘一多不分’的‘走出庐山讲中国’的话语体系，成功地讲清楚中国特色的故事”为主题。围绕“一多不分”的核心观念，从“一多不分的具体内涵”“一多不分与中国哲学”“一多不分与世界哲学”等视角，8位专家共展开了23场讲座，与全体学员展开了深入探讨。

2022年师资班闭幕式线下现场合照

一、“一多不分”的具体内涵

   “一多不分”是安乐哲教授在传统中国哲学基础上，在比较哲学视域下强调的中国哲学与文化的哲学特色。在“让儒家哲学讲它自己的话”一讲中，安乐哲教授指出了当前世界研究中国哲学存在的“文化简化论”问题，将儒家的传统概念简化为一套带有基督教意味的词汇，将儒家哲学概念翻译为基督教传统的某些概念，所呈现的都不再是汉语词汇本来的含义。因此，安乐哲教授提出“让儒家哲学用自己的语言讲话”的观点，让儒家传统基于自身特色的宇宙论来说话。致力于这一问题意识和研究目标，安乐哲在唐君毅哲学思想的基础上，对中国古代哲学系统化总结出“一多不分”比较哲学方法论。

   立足于中西比较哲学的视域，安乐哲教授提出了“比较文化诠释学”的研究方法。在“读懂《论语》：一种比较文化诠释学方法”一讲中，安乐哲教授以《论语》中具体概念的翻译为例，呈现中西之间概念理解的不同。例如：不同于西方对上帝的顺从和虔诚，儒家的“孝”是家庭和道德的延续。“义”不是上帝旨意中的“正义”，而是始终处于适当位置的“义”。“礼”不是仪式，而是一种在具体角色和关系中实现的适当性，等等。基于此种中西方之间的差异，安乐哲教授认为这反映了两种不同的宇宙论，即本体论（ontology）和生生论（zoetology）的差异。

   在“《易经》与一多不分观”一讲中，安乐哲教授围绕《易经》文本，对比古希腊传统的本体论ontology，提出中国哲学传统是生生论zoetology，《易经》中的“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都是“生生论”的直接体现。安乐哲教授认为，“生生论”的世界观是开放的、进化的、不断发展的。在生生论思维中，宇宙中的一切都不是根据本体、本质来定义的，所有的事物和事件都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是“一多不分”的。

   “一多不分”揭示了中国古代哲学乃至中国文化精神建构的思想基础。正如田辰山教授在“‘一多不分’是一把解开文化困惑的万能钥匙”一讲中提出，“一多不分”是一种结构性的、内在联系地看待文化的方式，“一”与“多”的一多不分是一种域境化的观点，任何特定事物都与其域境中的所有其他事物密不可分，相互存在，是任何事物如何和是什么的必要条件。当我们谈论任何事物时，我们是在谈论事物存在的必要条件，而不是谈论事物本身。在一多不分的域境下，我们可以更充分地理解中国故事、中国经验。

   “一多不分”也是理解世界哲学困境的一把钥匙。在“现代中国与后现代西方”一讲，田辰山教授介绍了安乐哲的学术合作者郝大维曾将古代中国视为与后现代主义雷同，二人合著总结中西思想文化之间存在12道阻碍，对于理解和掌握一多二元与一多不分对比的方法有很大启发。田教授以“古代眼光中的后现代主义”为题，从一多不分中国古代宇宙观与思维方式视角，深入分析评论西方24个现代、后现代思想家理论的“一多二元”结构差异。田教授认为：我们不能用“一多二元”思想和理论框架来看待中国文化，不能将它强加于中国文化的传统。如果这样做，就很难理解中国文化。对于西方现代和后现代主义中存在的 “一多二元”等问题，“一多不分”的视域可以给出解决方案。诸多西方哲学家尽管彼此不同，都处在二元论的封闭体系中，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要有一种从个性至上到关系至上的推进，这种关系至上的推进，即是“一多不分”的体现。

   安乐哲教授以“一多不分”对中国哲学进行解读。在“儒家角色伦理：对个人主义意识形态的挑战”一讲中，安乐哲教授对比了古希腊传统的“human being”和中国哲学传统的“human becomings”，指出“本体的人”追究“不变的本质”，“过程宇宙人”是生生过程的人，是“活着的艺术”。在儒家传统中，一个人自己及与他人的关系都是第一位的。在中国的宇宙中，所有事物都是相互依存的，不需要超验的原则来解释它们，也不需要超验起源来衍生它们。因此，儒家传统原本就有优化共生体系的理念，这是与西方个人主义意识形态全然不同之处。

   在“《中庸》：儒家的高远目标”一讲中，安乐哲教授讨论了对《中庸》的理解和英译，认为既往对《中庸》的英译，都存在基督教化的问题。“中庸”不是西方哲学所谓在两个极端之中进行理性的计算，而是人类经验追求恰到好处过程中一个“切中伦常”的创造化过程，因此安乐哲将“中庸”译为“focusing the familiar（切中伦常）”，其中贯彻着“关系性” 、“生生论”的“一多不分”蕴意。

二、一多不分与中国哲学

   相比较西方哲学的一多二元，中国哲学的以“一多不分”为核心特征，作为基本的思维方式，这一特征体现在中国古代各家各派的文本和思想中。诸多专家也基于中国哲学经典，深入诠释其中所蕴含的哲学思想，亦体现了“一多不分”的方法和精神。

   温海明教授“意哲学：中国古代哲学的诠释策略”的讲座以“意哲学”为核心，立足于中西比较哲学的视野，并以探讨中国哲学独特的哲学意识为目标，对儒家伦理学与《道德经》《周易》《周易参同契》《坛经》等经典文本进行诠释。“意哲学”持“心通物论”“依境而生”“意向创生”的基本观点，对于经典文本围绕“自然之意”“人天之意”“通神之意”“空有之意”等中心思想展开注解，从意本论视域具体展现“一多不分”思想特征。

   吴飞教授的两场讲座以分别以“礼乐文明的基本精神”和“阴阳五行学说的哲学意义”为主题。“礼乐文明的基本精神” 系统地介绍了中华“礼乐”文明的起源、历史及演变。不同于西方文明起源于宗教，中国早期的“礼”虽然也源于祭祀性的宗教，但是成熟后则脱离了宗教意味。吴教授认为，“缘情制礼”的基础在于情，“情”是亲亲之情，由亲亲而尊尊，形成了人伦的架构，从而形成宗法制的国家，礼乐文明是理解中国文明精神的重要观念。“阴阳五行学说的哲学意义” 介绍了古今对阴阳五行的研究，提出这二者是最根本的哲学问题，阴阳五行体现了生命的节律与循环，体现了一切都是内在相连的，一切东西都可以内在地由关系构成，都可以用阴阳和五行来分析对待，即体现了一多不分的哲学观。

   江文思教授的两场讲座分别以“《道德经》的宇宙论与宇宙发生论”和“《孟子》中的‘人性’理论”为主题。在“《道德经》的宇宙论与宇宙发生论”中，江教授对比西方形而上学宇宙论，认为《道德经》阐述了一种万物内在不分的宇宙论和宇宙发生论，并深刻影响了中国思想家看待世界的方式。在“《孟子》中的人性理论”中，江教授讨论了孟子人性观与自然哲学之间的联系，认为区别于印欧哲学本体论、目的论、静止不变的“人性”，《孟子》人性论是一种生成的、可变、可教、环境影响的人性。中国的自然哲学由阴阳和五行驱动，这个五行系统跨越了有机和非有机的区别。也体现出了“一多不分”的精神。

   王蓉蓉教授的三场讲座分别以：“惊奇与漫游：心性的多样性及哲学的反思”“天赐与生活的困惑：命的顺从与改变”“柔知：中国哲学的认知价值观”为主题。呈现了中西方哲学之间的不同，并用中国哲学的思维和话语体系来思考哲学的基本问题。“惊奇与漫游”一讲对比了中西方哲学产生动机的区别。王教授认为：西方哲学的动机产生于惊奇，中国哲学的动机产生于漫游，“惊奇”产生了对世界的追问，对知识、自我的探讨。而“漫游”与身体密切相关，是探究哲学的方式，体现了心灵与身体的互相依赖，哲学不仅产生在头脑中，而且体现在身体行走于世界的过程中。“命的顺从与改变”一讲分析了“命”在中国哲学文化中含义的深刻性。“命”在西方思想传统中被认为不可抗拒，而在中国哲学中，道家讲身命，儒家讲天命，都认为“命”是可以改变的，身体与命运具有一致性，身体可以驾驭命运。“柔之道”呈现了中国哲学认识论的独特之处，即“柔知”。柔知是富有中国特色的认识论形态。柔知作为一种认知的方法，并非外在的绝对命令，而是一种自我认知的方法，身体知道自己与外在对象的距离，并在时空中不断调节适应。当我们用柔知对待世界，在生活中展现出来，可以体现两种认知的形态，即自我协调和顺应自然，这体现了身体与自然之间一多不分的特征。

三、一多不分与世界哲学

   立足于一多不分的视域，中国哲学不仅自身展现了强大的生命力，而且可以为世界哲学乃至世界问题提供方案。“一多不分”不仅是理解中国哲学的一把钥匙，而且要参与世界哲学对话与互鉴论证，为世界哲学的问题提供中国哲学方案。

   田辰山教授“从欧洲来到中国的‘启蒙’”的讲座指出了当代中国哲学对于西方“启蒙运动”的“误判”，田教授认为，欧洲启蒙运动向一多不分的转型最终失败，其主流反倒退回一多二元。人是原子式的个体，理性成为攫取一己私利的工具和手段，这导致西方个人主义文化的走向“极端性”。而中国五四时代的“启蒙运动”与西方有“结构性”不同，中国的“启蒙运动”没有西方“上帝”和教会的宗教迷信这一对象，而是反对社会生活中传统礼法的僵化及转化为政治腐败服务，“理性”与“科学”在中国未能成为西方那种“满足实现个人欲望”的工具，而是沿循马克思“科学”辩证法的定义，转化为“世界观”范畴。这也是自古以来中国“一多不分生生论”哲学的必然走向。西方未来进一步的思想启蒙，非常需要借鉴“一多不分”的文化特质。

   在“从《易经》到马克思主义”一讲中，田辰山教授分析了马克思主义与《易经》所具有的共通之处，即二者都是经验的“一多不分”思想观念。马克思主义原本是自然宇宙论，是从“一多二元”向“一多不分”的转向，强调世界运动变化的内在联系，主张辩证法的方法论等都与中国哲学中自然的宇宙观、感而遂通、格物致知方法等范畴相合。马克思主义致使西方资产阶级统治者如临大敌、百般防范，而在中国能够落地生根，就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优秀思想文化传统存在“一多不分”的底层融通逻辑。

   陈素芬教授的两场讲座分别立足于“政治哲学”和“女性主义”话题，并从儒家哲学中寻求优化和解决问题的方案。在“儒家政治哲学：民主与贤能”一讲中，陈教授分析了儒家政治哲学的独特之处，认为儒家所讨论的民主不是西方式民主，不是美国当前政治制度所标榜的民主标杆。儒家民主讲的是贤能政治，国家要由既贤德又有能力的人领导。儒家政治始于家庭，到社会秩序再到政治秩序，个人的修养和品德贯穿其中，贤能者的美德是其被赋予权力的原因。在“儒家思想与性别”一讲中，陈素芬教授讨论了《论语》《孟子》《礼记》等经典中的女性观点，认为儒家思想和女权主义之间没有矛盾，女权主义应该通过儒家思想来改善。我们需要的不是西方的女性主义，而是儒家的女性主义。自由个人的平等女权主义过于简单化，儒家的性别观念在角色和关系的视域中展开，这并不意味着性别角色应该被拒绝，女性必须在哪些角色适合自己的方面拥有发言权。

   赵延风教授的两场讲座立足于对汉语汉字的再思考以及当前的疫情防控。在“中国语言对形成‘一多不分’文化的深刻影响”一讲中，赵教授对中国人日常交流的“汉语和汉字”进行了进一步思考，认为汉语和汉字“单音节”“声调韵律”“同音词”等特征影响并塑造了中国人“一多不分”的思想特质。赵教授认为：我们的语言每天都在讲述“一多不分”的故事，我们要清晰的认识并讲述出来。“新冠疫情”是当代世界所面临的共同难题，中国的疫情防控取得了巨大成功，在“疫情防控背后的‘一多不分’中国文化特质”讲座中，赵教授认为，正是因为中国人一多不分的思维特征，强调人与人之间的整体性，拥有“生生不息”的无限生态系统、“万物互系”的生命共同体 、“天下为公”的社会价值判断等思想传统，才能够做到上下一心、众志成城、互相信任，才能够战胜疫情的冲击。只有从“一多不分”的角度切入，才能够理解和解释一个真正的中国。

   正如温海明教授在“儒家实用主义：百年杜威与千年儒学的对话”一讲中提出，安乐哲的“一多不分”比较中西哲学方法论，力图矫正近代以来西方对中国哲学进行的误读误判，通过深入中国文化语义环境来重读关键性的哲学词汇，安乐哲建立了一个更加合理地诠释中国哲学的话语体系，为推进中国哲学与世界哲学的对话开辟了一条彼此对等与恰当理解的新途径。这充分体现了“一多不分”所蕴含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为期十三天的第十二届“2022年国际儒学与中华文化师资班”在老师们的倾心讲授、师生们的热烈讨论中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