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第十五届“国际儒学与中华文化师资班”学术综述
张凯(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
田辰山(国际儒学联合会荣誉顾问)
在全球地缘政治博弈持续深化、技术革命不断冲击人文传统、环境危机日益挑战现代性逻辑的背景下,由国际儒学联合会与北京外国语大学联合主办,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世界汉学家研修基地、江苏省丹阳市中华传统文化学会、北京中外文化交流研究基地共同承办的“2025年第十五届国际儒学与中华文化师资班”,于2025年7月14日至26日在江苏省丹阳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成功举办。本届师资班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了为期13天的学术研讨与文化交流活动。开幕式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高金萍主持。北京外国语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刘欣路,国际儒学联合会秘书长马箭飞,丹阳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高飞,以及世界著名比较哲学家、国际儒学联合会副理事长安乐哲(Roger T. Ames)等嘉宾出席并致辞。国际儒学联合会荣誉顾问田辰山、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中外文化交流研究基地主任张朝意、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温海明、美国洛杉矶洛耀拉马利蒙特大学约书亚・梅森副教授(Joshua Mason)、香港浸会大学助理教授田凯文(Kevin J. Turner)等专家学者与全体学员现场参加了开幕仪式。
本届师资班立足于比较哲学阐释框架,以中国式现代化所蕴含的独特文明观为主线,致力于推动儒学与世界多元文明的交流互鉴。活动内容包括国际儒学与中华文化中英文课程、圆桌专题讨论、传统文化实践,以及茶道、中医、古琴、乱针绣、太极等文化体验课程。国际儒学联合会副理事长、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安乐哲与国际儒学联合会荣誉顾问田辰山教授担任主讲人,中国人民大学温海明教授、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杨朝明教授、北京大学赵延风副教授、洛杉矶洛耀拉马利蒙特大学约书亚・梅森副教授及香港浸会大学田凯文助理教授等五位中外学者参与授课。课程以“一多不分”生生论为主要哲学分析结构,运用比较哲学阐释方法,聚焦《论语》《道德经》等经典文本,结合中西方语言结构差异,深入解读儒家思想中的天下观、“成人观”(human becomings)及认识论特征。师资班强调中西哲学互鉴阐释,致力于超越传统二元对立思维,探索儒学与西方哲学在宇宙论、思维方式和社会哲学等层面的对话可能。安乐哲教授所提出的“一多不分”优化共生关系阐释成为核心对话途径,用以阐明儒家“关系性生生论”与西方本体论哲学之间的根本差异。课程还从语言哲学角度,系统探讨了经典文本的跨文化翻译问题,深刻揭示了中西方在概念表达层面的深层结构差异。
本届师资班汇聚了来自阿塞拜疆、阿根廷、埃塞俄比亚、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土耳其、斯里兰卡、摩洛哥、墨西哥、纳米比亚、泰国、越南、阿富汗、巴西、加拿大、加纳、尼泊尔、巴基斯坦、阿尔及利亚、厄瓜多尔、西班牙、贝宁、印度尼西亚、印度等26个国家的128名学员。学员主要为来自世界各地高校及研究机构的学者,专业背景涵盖中国哲学、比较哲学、区域国别研究、英语翻译等领域。师资班的学员构成反映了全球南方国家对中国文化及哲学思想的广泛兴趣,也体现出非西方世界在现代性探索过程中对替代性思想资源的迫切需求。研讨内容既包括对中国传统经典文本的现代解读,也延伸至儒学在人工智能伦理、全球治理等当代议题中的理论应用,展现出中华文化在面对现实问题时的适应力及其参与全球对话的潜力。
一、“一多二元”逻辑学与“一多不分”通变思维
在当代比较哲学语境中,“一多二元”与“一多不分”表达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认知观、世界观及思维方式。“一多二元”逻辑学根植于古代西方经典形而上学,基于假设一个超越性的“第一因”或本原(如基督教的上帝、柏拉图的理念)且派生出彼此独立的单子个体实体,此二者之间具有明确的创造与被创造、主宰与被主宰关系。在此思维框架下,“多”是分立且对立的实体,关系是固化的线性、单向结构。相对而言,“一多不分”是中国哲学及文化的主流结构,强调世界是一个浑然一体、不可割裂的“通变”整体。“一多不分”中的“一”,并非外在超越的本原,而是指万事万物互系相连、密不可分的关系状态;其中的“多”则是内在于“一”的关系形态多样性,与“一”构成不可分割的整体。在这一整体中,个体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生成于关系之中,与其他存在共生、互为条件。
《易经》的“通变”思想尤为鲜明地体现了这一视域:变化(“变”)并非断裂,而是连续性内部的贯通(“通”),强调“生生不息”之流、万物相生相克的关系生成过程。正如唐君毅所言,中国人心目中的宇宙“恒只为一种流行,一种动态;一切宇宙中之事物均只为一种过程”。安乐哲阐发“焦点—场域”全息性哲学观,将“一多不分”阐释为一种通变话语体系。他强调中国哲学着眼于互系性与生态共生的特质,认为其提供了一种区别于西方自由主义“一多二元”对立逻辑的思维方式,并据此重新诠释儒家经典和中国古今治理国家结构。这种通变思维具有以下特质:一是无需超越本原:关系即存在;二是整体性、共生性与多样性并存;三是关注“生成”(becoming)而非静止的“存在”(being)。同时,“一多不分”思维批判了“一多二元”容易陷入的静态割裂倾向——将世界强行分割为封闭的本体和对立关系,这种思维常导致新的二元对立(如理/气、本体/现象等)。田辰山教授在阐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时指出,唯物辩证法本身更倾向于“一多不分”的通变关系,这使得中国马克思主义在语义和文化层面得以与传统相衔接。然而,“一多不分”并非否定事物的差异或独特性,若将其误认为是同质性的“万物一体”,则会忽略其历史域境性、互系性结构与具体特殊性。因此,一些当代学者开始尝试在“一多不分”视域中注重“生成过程中特殊性的彰显”,以强调“生成”(becoming)来消除“存在”(being)的本体封闭性。
对比两种逻辑,“一多不分”不仅提供了透视形而上学二元思维的视角,也呈现出另一种选择的思维方式:它无需诉诸一个外在超越者,也不诉诸固定自性存在的“个体”,而是在流动的生生关系中理解世界。其焦点重在生命过程,强调共生关系,同时兼顾具体事物的特殊性,成为一种兼容整体性与差异性的生态哲学。这一思维方式于比较哲学研究和师资培养具有双重价值:以其通变与生生关系作为要义,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静态的二元对立,开始从互系共生关系中认识具体事物特性的生成机制与文化域境。无论在教育、生态治理、国际关系,还是在新兴技术伦理等当代议题上,“一多不分”通变思维方式都能为优化共生关系提供兼具包容性与生成性的治理思考和实践路径。
二、以比较哲学阐释重构理解世界的方法:从本体论到生生论的转换
在全球化进程面临结构性困境、文明冲突论调持续升温的当代语境下,如何通过哲学范式的创新性转换以构建有效的跨文化对话机制,已成为国际学术界亟待回应的重要理论议题。第十五届“国际儒学与中华文化师资班”汇聚来自五大洲26个国家的百余位学者,以儒家“一多不分”的生生哲学为切入点,开展了一场具有深刻时代回应能力的跨文明对话,为从“本体论”到“生生论”的哲学范式转换提供了理论路径与实践示例。
安乐哲教授系统阐释了儒学"一多不分"生生论的哲学方法。“一多不分”理念由新儒家代表人物唐君毅先生提出,其核心主张在于世界并非由单一本体统摄多元存在,而是"一"与"多"在动态过程中的互系共生。相较于西方哲学以本体论为基础的二元对立思维范式,中国哲学更注重"生生不息"的创生过程和"优化共生关系"的实践经验,将人理解为"成人/仁"(human becomings)——个体的本质由关系塑造,通过角色定位实现存在价值。这种哲学方法凸显了"成人做人"、"生生关系性"与"域境性"三大要义,从根本上突破了西方个人主义传统中的"原子化个体"预设。比较哲学在此语境下已超越简单的概念比照层面,实现了方法论层面的范式转换。它唤起学者摒弃将中国思想强行纳入西方概念框架的意识,使其转而从中国哲学自身的内在联系性出发,系统把握其独特的自然天下观及其生生论智慧。如此形成的哲学体系不仅彰显中国文化特质,更蕴含着普遍性世界文化意义:儒家的"仁"概念不仅是伦理情感表达,更是天下万物生生之“德”的根本;"礼"不仅是人伦纲常之体现,更是生生关系过程与审美形态的辩证统一,深刻体现了"天人合一"的实践智慧。
比较哲学专家田辰山教授进一步从“共生关系优化论”的视角,对中国哲学中的宇宙论、伦理学与政治哲学进行系统重构。他指出,儒家核心观念如“道”、“德”、“仁”、“义”、“礼”等,均内含强烈的共生指向,其目标并非追寻抽象真理,而在于建构基于日常经验的生活共识。这种共识不仅是哲学命题,更是新的文明形态的构建路径,为全球治理与文化秩序重建提供了关键理论资源。田教授强调,“共生”并非静态的理想状态,而是“和而不同”动态优化的实现过程,与“一多不分”哲学具有深层的理论同构性。在此哲学视野中,任何文明都不具备先天超越性,而应在与他者共生中达成“彼此成就”。
青年汉学家田凯文提出,中国哲学的语言形式与其世界观构成不可分割的整体,不能简单套用西方本体论术语进行转译。他倡导“后比较哲学转向”(post-comparative turn),强调在比较哲学研究中必须关注三个维度:语言翻译的限度、解释框架的预设性,以及文化传统的经验性。中国哲学要实现真正的理论自觉,就必须跳出“是否符合西方哲学标准”的他者逻辑,建立自具解释力的话语体系。
美国汉学家约书亚・梅森副教授以道家哲学为切入点,系统比较了东西方在生命观、美学与实践论方面的结构性差异。他指出,道家的“无为”观念并非与西方“行动”理论相对立,而是基于另一种存在论基础的实践方式。他特别指出,道家思想可为西方反思“主客二分”认识论传统提供重要参照,中国的“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理念,正是“一多不分”哲学在生态治理层面的具体体现。更进一步,道家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本质上也是对“一多不分”宇宙生生逻辑的经典表述。
因此,从本体论向生生论的范式转换,不仅提供了一种重新理解中国哲学的方式,也为跨文化对话和全球伦理建构开辟了新的可能。它强调关系性、过程性与语境化,拒绝静态、实体化和二元对立的西方传统形而上学框架,从而在哲学根本处推进文明互鉴与理论创新。这一转换不仅是东方的,更是世界的;不仅是理论的,更是实践的——它旨在塑造一个更具包容性、共生性和回应力的全球文明新秩序。
三、以“家哲学”为起点:重构伦理秩序与社会认同的文化逻辑
在当代社会面临伦理碎片化与认同危机之际,重回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家哲学”资源,成为重构伦理秩序、重建社会认同的一条可能路径。儒家视域中的“家”,远非一个以血缘为边界的封闭单元,而是人得以“成人/成仁”的根本性人伦场域。它既是情感与道德实践的起点,也是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中政治哲学与伦理体系的关键。正如比较哲学家安乐哲所指出,儒家家庭中的基本关系——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 不仅承载着本质性的亲情,更体现为一种常理性的角色伦理。这些关系构成个体道德人格养成的土壤,是个人伦理人格的“成人/成仁”之本。在这一语境中,“自由”并非西方式原子化个体的意志自决,而是人在关系网络中“得其所宜”、实现恰当位置的和谐状态。因此,儒家意义上的“家”,不仅作为伦理认同的初始来源,更是整个政治秩序建构的根基。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经典儒家表述,并非意指从私人领域向公共领域的线性推演,而是一种本体意义上的“同构”。自我、家庭、国家、天下,并非孤立存在的实体,而是彼此嵌合、同源互系的共生系统。安乐哲特别指出,这种“家国同构”结构并非威权主义的合法化掩饰,而是一套以责任为核心的伦理体系。个体通过在关系中定位自身、在角色中履行义务,才得以实现自我的完成与社会整体的协调。在“心不离家:儒家哲学之扎根与延展”的讲座中,安乐哲进一步强调儒家的伦理意义是以“成仁之爱”为本的共生秩序呈现,这种爱始于家庭,却不止于血缘,而是推展向社会、国家乃至万物一体之“天下”。 这一“由亲及仁”的推扩路径,深刻体现出中国“一多不分”的宇宙观——从最切近的伦理实践出发,最终达成与世界的相通与共融,构建出儒家所特有的伦理性的宇宙图景。需特别指出的是,“家国同构”不能被简单理解为政治威权的家庭隐喻,而应被视作一套责任共担、角色相应、关系互系的共生系统。安乐哲对“天下”概念的当代诠释也具有重要启发:他将“天下”理解为由个人、家庭、国家等不同维度嵌套而成的同构式体系。其中每一层级的“自由”,都体现在对该层级所嵌入关系的自觉维护与优化之中,是一种“关系中成就的和谐”,而非孤立个体的权利诉求。
语言结构亦可作为理解该文化特质的重要线索。赵延风副教授以“国家”一词为例进行跨文化解析:在汉语中,“国家”由“国”(政治疆域)与“家”(家庭)复合构成;而英语中的“nation”一词则源于拉丁语“natio”,本意指出生或血缘群体。这一语义差异折射出中西方在政体观念上的深层不同——中国传统更注重治理关系的互系性、家庭性与伦理连续性,而西方现代传统则更侧重基于契约的联合与制度建构。从“家哲学”出发重构社会认同,不仅具有理论意义,也深植于儒家的道德实践传统。《论语》中所提出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 正是家庭伦理外推的典型体现:通过将心比心、由亲及人的同理扩展,个体得以超越自我中心,融入更广大的伦理世界。杨朝明教授则通过解读《论语》与《孔子家语》等经典文本,进一步揭示出儒家家庭伦理对中国人精神气质与文化性格的深刻塑造。他指出,中国人特有的温良品性、道德修养与伦理意识,很大程度上溯源至孔子所开创的儒家教育传统。《论语》中所倡导的“仁者爱人”,不仅寄托了儒家对人际和谐与社会大同的理想,更在长期教化中积淀为“温良恭俭让”的民族性格,成为中华文化可辨识的伦理标识。
因此,“家哲学”在当代的意义远非复古或怀旧,而是致力于在现代性条件下重构伦理秩序与社会认同的文化资源。杨朝明强调,《孔子家语》作为系统记录孔门言行与教育理念的重要典籍,是理解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思想方法的关键文本,对当代教育改革、国家治理乃至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仍具有深刻的参考价值。
综上所述,以家为起点的儒家哲学远不止于一套人伦规范,更是一套涵摄伦理、政治与宇宙秩序的哲学系统。它从最真切的亲亲之爱出发,通过“一多不分”的推扩逻辑,构建出一个层层贯通、生生不息的伦理世界。只有深入理解家庭在儒家体系中的核心地位,才能准确把握中国传统中“人”“家”“国”“天下”连续互系的共生结构,从而真正读懂中国文化的深层逻辑与当代价值。
四、“一多不分”:一种世界共生秩序哲学
面对全球治理的挑战,“一多不分”已从一种人类哲学正走向文明共生的实践方案。它不是一种单线单向的理性逻辑,而是中国哲学中深植的世界观、社会观、人生观和思维方式。在本届师资班中,安乐哲教授基于儒道传统明确指出,“一”与“多”并非对立的两极,而是生成过程中不可割裂的结构。这一思想贯穿于中国哲学的“天人合一”、“万物一体”、“道通为一”等重要理念之中,强调秩序并非外在强加,而是多元差异通过协调互动自然达成的和谐状态。
在哲学结构上,“一多不分”与西方主流的“一多二元”形成鲜明对照。后者源自古希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传统,强调一个统一本质支配多样现象,在逻辑上将主体与客体、普遍与特殊、抽象与具体割裂开来,导致“理性/感性”、“自我/他者”、“人类/自然”等系统性对立。这种逻辑不仅形塑了现代世界秩序的基本框架,也加剧了人类中心主义、制度极化与文化冲突等现实困境。
田辰山教授通过比较政治哲学分析指出,西方“一多二元”秩序(如联合国体系)建立在主权国家“原子化分立”的基础上;而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则以“intra-national”(国家内)关系模式取代“inter-national”(国家间)关系模式,强调各国作为“焦点/场域”的互嵌共生。这种思维源自《易经》的天下体系观:秩序并非超然本体的强制施加,而是万物在差异互动中自然形成的“和而不同”,体现着《道德经》“道法自然”所蕴含的“自我如是生成”(self-so-ing)。“一多不分”呈现为一种非二元对立性、非割裂性的共生关系,其意义所在是“和而不同”,并由此衍生出共生互成的文化意识。这种意识以经验性的整体性、生成性与互系不分性为根据,强调“不同”之中蕴含共处于一个过程之道。他指出西方主流传统基于“主体-客体”二元分立的秩序构建的模式已无力应对生态危机与社会碎片化的撕裂,而中国哲学中“关系性呈现”的思想则提供了“优化共生”的思路。
温海明教授则从“意本论”视角推进了这一讨论,他以“意哲学”为核心,立足于中西比较哲学的视野,并以探讨中国哲学独特的哲学意识为目标,对儒家伦理学与《道德经》《周易》《周易参同契》《坛经》等经典文本进行诠释,提出儒道思想的精髓在于"心意互动"的宇宙观。“意哲学”持“心通物论”“依境而生”“意向创生”的基本观点,对于经典文本围绕“自然之意”“人天之意”“通神之意”“空有之意”等中心思想展开注解,从意本论视域具体展现“一多不分”思想特征。他在比较杜威实用主义与儒家哲学时强调,儒家并非静态道德体系,而是一种“生生不息”的实践哲学,其核心在于如何“成己成物”、不断优化人的关系结构。这种“意动而成”的哲学模式同样体现了“一多不分”的思想路径——人的意向与世界的展开是相互形塑的,而非先验主体对外在世界的单向操控。
在语言哲学维度,汉语系统与“一多不分”哲学传统之间的内在关联,已成为理解中国文化深层结构的重要进路。赵延风教授在这一维度上的研究具有开拓性意义,她系统阐释了汉语在词汇、语音、文字等多个层面如何体现出“一多不分”的思维特质,并反过来塑造了中国人的世界观与共同体意识。“一多不分”作为中国哲学的重要范式,强调“一”与“多”的相融互摄,即整体性与多样性在动态过程中的统一。通过典型概念分析可见:“仁”字既指个人“成人/仁”道德,也是社会作为生命关系的共生交互感通;“道”既是宇宙内在互系运行之经验现实,也是人身体力行之本。这种语义的多维叠合现象,正是"一多不分"思维在语言层面的具体显现。赵延风进一步指出,汉语及其书写系统对塑造中国文化的“一多不分”特质具有深远影响。她认为,汉语的“单音节性”“声调韵律”以及“同音词现象”等语言特征,潜移默化地培育了中国人注重整体、互系与和谐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强调人与人之间的整体性关联,倡导“生生不息”的宇宙观、“万物互系”的生命共同体意识以及“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从而为社会凝聚与相互信任提供了文化基础。赵延风主张,只有从“一多不分”的哲学视角出发,才能真正理解中国文化的内在逻辑与现实形态。
“一多不分”比较中西哲学方法论不仅为中国哲学提供了一种内在的理解框架,更在全球化裂变与文明对话困境的今天,为推进中国哲学与世界哲学的对话开辟了一条彼此对等与恰当理解的新途径。它倡导一种基于关系性、生成性与共生性的秩序想象,超越二元对立、超越话语强制,在差异中寻求和谐,在互动中成就彼此。这一路径,不仅有助于重新发现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也为构建一个更具包容性与互惠性的全球共同体提供了重要的哲学资源。
五、结语
在当前世界格局深刻变革的背景下,文明对话的重要性愈发凸显。“国际儒学与中华文化”师资班以“一多不分”为话语,运用比较哲学阐释方法构建了中西文明对话的新型话语体系。师资班通过“一多不分”通变思维对西方“一多二元”形而上学形式逻辑的批判性展示,分析其基于《易经》哲学建构的"一多不分"生生论思想体系,以及"家哲学"与"优化共生关系"等理论创新,深入探讨这些思想资源为全球治理提供的中国智慧。师资班还从语言哲学维度阐发了汉语区别于西方语言的互系性思维特征,以及中国社会儒学角色伦理的实践经验形态,由此开拓了中西跨文化对话的新路径。比较哲学阐释方法不仅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供了坚实的哲学基础,更彰显了中国哲学促进全球文明对话、推动人类文明向好发展的独特价值与实践前景。
由国际儒学联合会与北京外国语大学联合主办的"国际儒学与中华文化"师资班,历经十五载耕耘,已为全球近百个国家和地区培养了千余名文化使者。师资班用比较哲学阐释话语,破除文明隔阂,促进文明交流,中国哲学固有的互系性与生生论特质,不仅能够有效揭示一多二元非生生论的本体论叙事,还可有利构建“和而不同”的文明新秩序。这一理念主张不以同一性压制多样性,而是在差异性基础上寻求共识。师资班不仅成为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的重要实践平台,更为促进世界文明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了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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